有个歇后语，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骑驴而又看唱本的人是什么人呢？武士吗？不对，武士应该骑马。农人吗？不可能，农人不会看唱本，那是什么人呢？只能是文人。
文人好骑驴，又能看唱本。
“推敲”的故事想必人人知道吧？“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推”好还是“敲”好呢？骑在驴背上的贾岛先生心里这么琢磨着，嘴里反复念叨着，手里还“推”一阵“敲”一阵地比划着。谁知入了谜，忘了回避，竟撞到了京兆尹兼吏部侍郎韩愈的马前……当然，这是一段文坛佳话，大家都知道的，韩愈非但没有责备贾岛，还称赞了他的创作态度，并且沉吟了一下，说：“还是‘敲’字好。”
贾岛骑驴还真骑出了名堂。
杜甫骑驴就更不在话下，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写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你看，这位先生称得上是骑驴时间最长的文人了，简直就是驴背诗人。
李白是个很“狂”的文人，可是他也骑驴，而且骑的傲然独立。他曾佯装醉酒，骑着驴直闯华阴县令的正堂，县令怒问其名，他回答曰：“曾用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道上不许骑驴？”
陆游是少有的能上战场的文人，可是他依然骑驴。他从抗金前线的南郑调回处在后方的成都，途中写下了《剑门道中遇微雨》，其中两句是：“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骑驴的文人多得很，郑板桥也骑，蒲松龄也骑……
文人为什么不骑马呢？其一，马是古代战场利器，武士们都不够用，哪还有文人的份。其二，即便有多余的马，文人们也买不起。其三，马性烈，不宜文人骑。
驴是上不了战场的，价钱也不贵，性又温和，天生就是文人们的骑乘工具，因此文人就和驴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驴的性格。
首先，文人大都很倔。远在战国时期的屈原就是一个倔人。他向楚王提建议，楚王不听，他便投江而死——害得后人年年端午节吃粽子（常常吃得拉肚子）。难道你就不会反击奸臣吗？你就不会曲线救国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就不会另择明主吗？再说，谁规定你的话楚王非听不行？不听就寻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屈夫子是倔到家了！晋朝的陶渊明也是倔得了不得，居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人可是为了一斗米也会折腰的。你不干了，你过你的田园生活去了，可你想过没有，新上任的县令老爷是个什么角色？估计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百姓又得遭殃了！清代那个写出巨著《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是倔的“楷模”。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便发誓不再参加任何官方考试，甚至连原来的秀才学籍也放弃了。乾隆皇帝南巡，士大夫争相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榻床”，表示不屑一顾。你这先生，如果改了倔脾气，继续参加考试，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完全有可能博得一官半职，断不至于潦倒到寒冬腊月靠绕城跑步来“取暖”吧？
其次，文人大都很呆。你说司马迁，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为叛变的李陵求情，他却为李陵开罪！汉武帝是什么样的皇帝？他惩处李陵是杀鸡给猴看的，你多嘴不是搅了他的局吗？结果，司马迁被处以残忍的宫刑。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的太史公却是典型的不识时务者。苏轼是了不起的文人，可是，他也犯呆。王安石大张旗鼓地变法，他却不理解，竟然站出来反对。结果呢？他被贬为黄州团练。王安石变法失败，保守派的司马光执政，他方才领悟到变法的必要性，一下子又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终于，保守派被斗倒了，新皇帝上任，又开始施行“新政”。按理说，这时候的苏轼应该大显身手了吧？事实恰好相反，他偏偏被当做曾经反对过变法的旧党，又一次遭贬，而且一下子贬到蛮荒的海南岛去了。这个苏轼啊，他的反应总是慢一个节拍，怎么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柳永是有名的风流才子，其实，他早年也是个呆子。他热衷功名，可是，科场蹭蹬，两次都没有考上。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自信而又放浪的词，叫《鹤冲天》。词里写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很显然，柳永的用意是以退为守，引起皇上的注意——结果却大大触恼了皇上。第三次考试，柳永发挥的不错，仁宗皇帝却把他给“罢黜”了，还批阅：“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柳永不知道，仁宗皇帝深受儒学熏陶，根本容不得他这种“风流”。因此，柳永只好“奉旨填词”了。好在柳永后来长了一智，学“精”了，还是考中了进士，否则，他可一辈子都是“白衣卿相”了。
再其次，文人大都很傻。傻的表现之一便是承不住气。就说李白吧，好不容易结交上道士，道士又把他介绍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又把他介绍给哥哥玄宗皇帝，终于供奉翰林——后事如何还很难说，他却“烧”得不行了，不光有前文写到的“狂”行，还留下“狂”文。如《南陵别儿童入京》末两句竟是这样的句子：“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浑身冒着这样的傻气，不被“赐金还乡”才是怪事呢。傻的表现之二便是过高地估计自己。李白不必说，杜甫亦如此。《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末尾两句写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你看，杜甫俨然把自己当成贤臣了。实际上，李白也罢，杜甫也罢，他俩都涉足过政治，实践证明，他俩都是政治庸才。傻的表现之三便是把笔当成了枪。苏轼就吃过这样的亏。一般人以为“乌台诗案”是冤案，其实，苏轼是真的以笔为武器，攻击过王安石的新法的。苏轼还算幸运，仅仅遭贬而已——像如上书讽刺武则天的骆宾王和拐弯抹角挖苦曹操的孔融，一个被投进了监狱，一个干脆被削了脑袋。
当代文人的范畴和古代文人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大的区别。就当代而言，文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文人是指所有知识分子；狭义上讲，文人特指从事文学活动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应该说，狭义上的文人更接近古代的“文人”。那么，当代作家有没有驴性呢？有，只不过集中表现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罢了。要知道，古代文人的正统文学活动是直接与政治挂钩的，文学活动有最现实的政治前景，文学是高贵的，而且是最高贵的。当代作家虽然没有人再骑驴，但文人的驴性不改，依然很倔很呆也很傻地认为，当代文学活动同样是“有前景”的，同样是“高贵”的。事实上，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似乎与政治毫不沾边，充其量也就是个“艺术”。这个千丈落差让当代作家无所适从，也让好多当代作家失去了创作动力。时代在发展，功业在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当代作家要改变驴性，放下文人的“架子”，定好自己的“位子”，勇敢地像演艺界学习，完全以一个“艺人”的身份投入创作，力求文学创作商业化，这样，我们的文学或许会真正地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