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27）

　　二十七、返回海南，结束串联

　　1967年2月29日上午8时，我们乘坐杭州至广州的112次列车，离开了美丽的杭州城。

　　火车轰隆隆地向南奔去，阳光灿烂，强烈的风呼呼地吹在我的脸上，有点刺痛。我贪婪地向窗外望去，杭州城的高楼已不见踪影，望着窗外迅速离去的田野、树木、电线杆，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懊恼，我想起了昨天去接待站领取火车票的情景。

　　昨天下午，我独自一个人到接待站去领取返广州的火车票。到接待站领取车票的人很多，有几支长龙般的队伍。这几天实在太累了，我只得坐在地板上打了一个盹，一会儿，后面有人推了我一下，原来队伍又向前面推进了，我站起来，发现我的挎包不见了。我问了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搭话，只是朝我笑了笑，我估计是队伍里面的人拿走了我的挎包，但无可奈何，在红卫兵队伍里也有一些不肖之徒。挎包里有5块钱和毛主席像章，钱无所谓，这50多枚毛主席像章是我辛辛苦苦收藏起来的，是我在串联中的最大收获，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无翅而飞，白送了人家，我心痛不已。好在串联证和学生证我都藏在衣袋里，不然就误了大事。

　　坐这趟列车的大部分是返回原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人数不太多，行动比较自由，同一个地方的人都聚拢在一起聊乡情，有点归心似箭的感觉，车厢里面的气氛比较低沉。

　　列车在过了六和塔后，人们大叫起来：“钱塘江到了，看大桥！”我赶快挤到窗口，一座巨大的桥梁映入我的眼帘。这时火车放慢了速度，车身也激烈地摇动起来，车厢里也有点昏暗，原来列车正行驶在钱塘江大桥的铁道线上。

　　钱塘江大桥是浙江省杭州境内的一座跨越钱塘江双层桁架桥梁，位于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由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453米。大桥始建于1934年，1937年铁路桥、公路桥建成通车。放眼远眺，大桥如江上飞虹，雄伟壮观。

　　列车过了大桥后，广播里开始广播英雄蔡永祥的事迹。蔡永祥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最熟悉的一位解放军英雄人物，主要的原因是他为了保护红卫兵而壮烈牺牲的。

　　1966年2月，蔡永祥参军来到杭州附近的六和桥下，当了一名守卫钱塘江大桥的哨兵。同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在大桥上值勤，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车上载满了北上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蔡永祥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条大木头，如不排除这个险情，桥毁车翻，人员伤亡的惨祸即将发生。这时司机虽然采取紧急制动，但巨大的惯性使列车仍然向前冲去。蔡永祥毫不犹豫地扑上前去，拼命把木头搬离了轨道。列车保住了，但年仅18岁的蔡永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名英雄。

　　傍晚，列车开进了鹰潭车站，在下了一批旅客后，火车又继续向西驶去，这时，列车已经在江西境内行驶。夜幕降临，咣噹，咣噹，车轮有力地撞击着钢轨。过度的皮倦催促我进入了梦乡，这一夜我睡得很香甜，待到汽笛吵醒之际，天已经大亮了。

　　火车很快要到湖南境内的株州了，车厢里一片嘈杂，人们在买早餐和吃早餐，可是，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分钱都没有了。早在上海时，中央已经下文停止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规定除了住宿外，吃饭和坐车都要收费，返回原地的学生只能领一次性的火车票。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满打满算只能回到广州。在杭州呆了几天，把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昨天我们吃一点干粮【饼干，游西湖时剩下来的】和开水，勉强度过了一天。今天，干粮没有了，可真要饿肚皮了。况且，到广州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呢？

　　我们几个围聚在一起，悄悄地商量怎样解决这个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向别人借钱，可是火车上没有一个熟人，向谁借呢？还是人育同学脑瓜灵：“我们向列车上借钱！”向列车借钱，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在上海时，我就亲眼看过几个北京红卫兵向接待站借过钱，起先工作人员不同意，但是在红卫兵的软施硬磨下，接待站还是乖乖地借给他们了。我当时也想借，但没有这个胆量。这一次不借不行了，借不到钱，我们恐怕是要躺着回广州了。于是我说：“我们找列车长去，看行不行？”

　　在列车员的指引下，我们在列车长室找到了列车长。她个子很高，相貌端庄，臂上佩着列车长的微章。

　　看到几不速之客进了车长室，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态度和蔼地对我们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是海南红卫兵------”我慢吞吞地说，有点难以为情“我们在杭州串联时钱给小偷偷走了，我们已经饿了一天。列车长同志，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钱？”

　　“借钱？”看了看我们几个比她矮得 多的学生娃，又看了看我们佩戴在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她笑了笑“我们列车上从来没有这个例啊！你们是第一个。”她想了想说：“你们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对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在串联中吃了很多苦。你们敢于造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们有实际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你们解决。今天我破这个例。”她看了我们的串联证和学生证后，答应借20块钱给我们。“但有借有还，这是国家的钱，你们一定要还啊！”“我们一定要还！”我们一齐说。她喊来财务室人员，把借据给我们填写后，把钱给了我们。我们向她道谢后，赶快离开了列车长室。

　　几个月后，催还款单寄来学校，叫我们还钱。那时我们正忙于派性斗争，早已把此事忘在脑后了。后来我问一些串联的同学，他们向接待站借了不少钱，也没有还钱。

　　两天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广州。

　　三月的广州，天气乍寒乍暖，气候变化无常。回到广州的第一天还是艳阳天，第二天马上就变了，蒙蒙细雨下个不停，寒风刺骨，冷得我们直发抖。我们只得躲在屋子里面，哪儿都不敢去。

　　我们住宿在黄埔大道旁边的广州工学院里，那里是广州市郊区最偏辟的一个接待站，距离市中心很远，只有一条黄泥土路通往市区，路上泥泞不堪，一出门就满身泥水，非常狼狈。这时，我们借来的钱差不多快用完了，很快就要断粮，但是还没有领到回海南的船票，我们的心很焦急。

　　一回到广州，我马上给父亲拍了一个电报，电报里写道：父亲，我已回广州，患重感冒住院，需用钱，请速汇二十元。为了用钱，我骗了父亲。第三天，钱寄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伙伴们高喊：“我们得救了！”

　　广州市实行军事管制后，广州的局势急势直下，省革联派被打得落花流水，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夺权派的大字报了，市内到处张贴广州警司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珠影东方红、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等组织的公告，张贴了拘捕这些组织头头的名单和相片。最可笑的是，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树丫都挂着许多稻草人，上面贴着白纸，纸上写着“打倒省革联！”“吊死省革联！”“火烧省革联！”“省革联去死吧！”“省革联罪该万死”等标语口号。我们看了哈哈大笑，感到非常刺激。当时我们还没有派性观点，对哪一派都不支持。街道上很冷清，气氛很沉闷，没有上海那种热气腾腾的气派。

　　杭州被偷使我元气大失，所有的串联纪念品，诸如毛主席像章、明信片、相片、传单都成了别人的战利品，我一无所有，将来我拿什么东西去显耀我在串联中的“辉煌成果”呢？我想了又想，父亲的20块钱，除了我四人的伙食费外，还剩下几块钱，拿这些钱去买一个纪念品，不是填平了损失的空白吗？我决定买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做为我在串联活动中唯一的纪念品。

　　我在长堤南方大厦挑选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才五块钱。我用很多纸把它包装起来，为了保护它不被打碎，我硬是不坐车【车上人多，怕挤压】，不惜花了两个多钟头，步行了二十多里路，才安全地把它护送到住宿。这个石膏像至今还保存下来，每当我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串联时的情景。

　　我们在广州呆了一个星期，终于领到了回海南的船票。开航的时间是3月6日早上6点钟，地点在河南6号码头。我们这里距离码头有二十多公里，因此必须在早上4点钟前起床，到市内坐公交车赶往码头，争取6点钟前赶到那里。

　　在坐车时我们遇到了麻烦。车开到半途，司机叫我们补票。

　　“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红卫兵坐车要买票？”我睁大眼睛装傻。他们三个歪着脑袋不吭声，假装睡觉。

　　“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宣布停止串联，坐车要买票。你们怎么办？是补票，还是下车？”司机再次强调。

　　“我们不知道呀？在杭州就不要票。”

　　“杭州是杭州，广州是广州！”司机有点恼火，把车停下来，要赶我们下车。

　　“我们没有钱买票。”我们继续赖在车上，谁都没有下来。车上还有十多个乘客，都是到河南坐船的，这时也急了，他们一齐把目光投向司机，为我们求情：“司机同志，把车开走吧！就当他们没坐这趟车。”

　　“真是的，我还没见过这几个不要脸的红卫兵！”司机很不情愿的把车开走了。

　　我们不知道，在1967年，红卫兵已经掉价了，人们已经不把红卫兵当做“毛主席的客人”了。

　　五点多钟，公交车开到了码头，我们登上了开往海口的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