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由人构成的社会“金字塔”中，作为“个体”，他的身体力量和心智发挥的程度、时机（命运）的偶合、社会场力的借助，会将你的人生三维点定位在“金字塔”中的某一高度某一层面某一点，这个“点”是动态的。
人类的进化，个体的体能大脑功能差异并不大，几百万年、近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功能就已适应大自然而形成固定了下来。人类差异大的“心智”是随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个体大脑在时势中自主开发程度的变化反映。他进而又影响着你把握或者说提高碰到机遇概率的能力，还影响着你借助社会力量的能力。
所以，决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最大变量就是学习求知、归纳选择、努力奋斗，让你的大脑思维能力优于别人，产生异于别人胜于别人的思维之光、灵感和行动力，才能向“人类社会金字塔”顶攀爬的更高。当然，“人类社会金字塔”不可能倒立，又不能没有基础，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懒惰、无知，自甘沦落为社会底层的理由。人类的进步，其基础也是在提高的。万年前的大脑和现今的大脑，在“硬件”上几近一样，不同的是个体“大脑”的软件，而这个“软件”外在的因素尚且不论，最主要的是自我开发、自我编程的空间太大。
下乡插队的时候，连老农也晓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我一生受教育和读书不少，虽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但没有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目标明确地学习，领悟不多，践行的更少，成不了大器。
一九八四年，我初踏基层“领导”岗，在一次区政府会议的闲暇时间大家的扯闲篇中，有些参会的村、部门“头”议论区领导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和办乡镇企业的讲话，一位区下镇的老镇长感言说：“你别看庙里泥菩萨，坐那里不说话，但高高在上，你要敬它呀”。言下之意是不要非议质疑上级，要听领导话。二十七岁的我为之一振，听懂了，但我没在意，以至后来多年工作中，还时不时地流露出自以为是，不服领导某些观点，最后是否栽在“不敬”上，从“金字塔”中的三维点直线跌落，从此又再攀爬？也未可知。
一粒种子，遇合适的阳光温度、土壤水分，它就会自然发芽成长。而人，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却附加了更多的非自然因素。婴儿出生，他更多地是对外界宇宙自然的观察认识模仿学习，求知而后生的欲望开始。
幼时，遇蓝色的闪电和ka(咳)刹的雷鸣、倾盆的暴雨，不明白哪里来的那些东西？后院小表叔就会讲，雷公电母和海里的龙王天上的龙。我接着就会惊讶地仰望天空，寻找着幻想着雷公电母龙王的模样，心中也不免有些敬畏、有些惧怕。
有时也会在烈日下，趴在地上，看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搬着比它身躯大的昆虫或米粒，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妖怪画圈一样，我会拿樟脑丸给蚂蚁队伍画圈，让它们团团转而不出。在河边也会用卵石沙围些大眼睛小尾巴的小鱼苗在水坑，看它们翔游。在和母亲一起到东门河洗衣服时，往往对河水湍急处停留的棉花船饶有兴趣，看着船外被水冲着转动的木轮子，和船里能把棉桃中的籽棉轧成泡松的棉花。
再大点，也跑到县人委会院里空废疫苗药瓶堆里（不知是兽医人医用的），拿些小瓶，装上生石灰，速急灌上水，盖上胶皮盖，扔进街上的雨水坑里，听的“砰”一声爆炸，猎奇的小心思便洋洋得意。
春天，还和小伙伴们要过邮票大小的皮纸上的蚕籽，包上棉絮，放入怀中暖着，露出黑头时，马上去城外摘些嫩嫩的桑叶，养着蚕宝宝，待到浑身透亮，又到城外找把干的油菜巴子，好让蚕宝宝在上面吐丝结茧。偶遇金黄色茧子，别样高兴。又看着他们咬破茧子，变成蛾子，在皮纸上又产下粒粒片片蚕籽。读书后才知蚕蛾的自然行为，竟能引申出人生的“作茧自缚”和“破茧化蝶”两个不同的境界。
这些那些幼时求知的火苗，终没把我炼就成后来的这“家”那“家”。古有“范进中举”，现代也不乏大器晚成的人物，而我到老还是一凡人，没有过人的光彩。但是，我总算将将就就努力过了，没有愧对人生。
中学时代一会儿复课闹革命，一会儿批“学而优则仕”，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一会批“读书无用论”，一会儿“教育要整顿”。也许大脑发育晚吧，老百姓说开知识晚开窍晚，我学习成绩总在中下，要搁在当下，说天也考不上大学。
不开窍学习差，就会自卑就会厌学就怕考试，而迎合批判唯分数论，批判教育复辟。然而，人是学而知之，人的天性也还是求知的，只要因人施教，不管孩子天性聪明与否，他都会达到他应有的高度。
有那么间五间六的几个学期，忽然化学课好了，老师欣赏表扬，我连书写有机分子式的键都会用直尺小心翼翼地划连接，作业工工整整。直到几十年后，市场上打出愚弄人的广告，什么“有机食品有机蔬菜”，我想这世界难不成有了无机食品无机蔬菜？学《曹刿论战》《方腊起义》，文言文又好了一阵，学电、磁，物理也好了一阵。学习听的懂，感兴趣才能激励人更爱学习。而老师的“教”、老师的“法”才能激发学生的“感兴趣”。
待到期末考试，飞快做完试卷，却忐忑不敢交卷，因为还没有同学交卷，我又不是学习一直好的，就磨叽会儿。有一二人交后，我也有点趾高气扬地交上，蹬蹬地跑出教室，不愿再拖时间。那时，还有点担心别人说，我大姐夫把卷子透露给了我。学校的试卷都是经我大姐夫之手，用钢针笔刻蜡纸油印滚子推出来的，卷子印出当即装到纸袋里交教导室，那沾满油墨的废蜡纸随手就放进破旧搪瓷脸盆中烧掉了。凭心而论，我从没打过主意要看卷子和偷看过还没烧掉的蜡纸。
初中时，中学门前还有四根方石柱，中间两根高高的，跨度间连着两层浮雕的石板，下面是大门。两边两根矮一些，与高柱也连着浮雕的石板，构成两小门似的。柱子和石板上具体浮雕的什么，什么寓意忘了，让人感觉庄重肃穆。进的石牌坊不远是一个石条砌的圆形水池，池边是石栏杆，中间有一石拱桥，叫金水桥。过了金水桥是一座宏大的文庙。据说，考上了功名的学子，才能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地从文庙走出来，走过金水桥，走出牌坊大中门。到我高中时，牌坊拉倒了，水池填了，石板也作了地基用料，在这里盖上了一栋二层的砖房红平瓦的高中教室。
但文庙尚在，因年久失修成一危房，几无用处。只记得初中时，学校组织学唱样板戏，文庙的一楼就成了“剧场”，同班一男同学上台唱《红灯记》李铁梅的“担水砍柴”，用手作砍柴之势，引得同学们一片轰笑。
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偏屋，因外楼顶翘起的飞檐下挂着一口铜钟，敲钟绳就系在这偏屋门前的柱子上，我大姐夫上下课敲钟方便，也就搬到这偏屋住了。偶尔，学校放假，大姐夫回家，我一人便睡在这偌大的空荡荡的寂静的文庙小偏屋里，夜里也还是有些害怕。屋顶瓦沟里长着有点象现在人们种的“多肉”的植物“瓦松”，更显古老肃穆。二楼空荡荡的，地板残缺不齐，四周剩下残墙木壁，只有红漆斑驳粗粗木柱支撑着凝重的文庙房顶。夜深人静的时候，檐老鼠（蝙蝠）无声地飞着吱吱地叫着，木地板有时也会发出一些不明的嘎吱声音，让少年的我毛骨悚然。
文庙，那时的教育，按我这脑筋，断没有资格走过楼前金水桥的。求知是真，厌学是假。不然，初高中我没有像其他有些孩子那样辍学，而是在假期用稚嫩的肩头和小手挣下学费，读到了那个年代的尽头——高中，然后上山下乡。
家中文革前出版的《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几本小说，从小学到中学，被我翻成了“铺陈卷儿”，为《青春之歌》被学校工宣队没收而心痛不已。也借阅过同学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红日》等大本头小说。体育课大家玩着，我却跑到操场边的县图书馆看书，看到每期《堵河文艺》就也想哪年写点东西登上去。
到老，我也不喜欢体育，什么走路、爬山、运动、旅游、养身等等，青年人热衷的“足球”比赛，在我青年时代我也没热衷过。高中带语文课的班主任讲到冰心的课文时，插着题外话说：冰心原名谢婉莹，因为拒绝作家张心远的爱情追求，改名为冰心，表心如冰。而张心远由爱慕生怨恨，改名为张恨水。我有过写作的梦，但没有奢望成为作家，然而文学的火苗从那时起便在心中一直飘着，伴随着我老了和生命火苗一样渐熄。
学习求知，我没有小学课文中的“铁棒磨成针”的毅力，也没有中学课文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精神。一生杂乱无章的知识终不能成为什么“专”家。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在人生的路上，有“至千里”的梦想，而没“认准”在一个方向上坚持不断“积跬步”的行动。
下乡插队期间，在省“畜牧特产研究所”学习时，听援非农业专家讲大陆与台湾当局援非的暗斗——种水稻。台方种出的水稻到收获前，金黄的稻穗，总是被鸟吃的差不多。我们大陆研究出的稻穗藏在叶子下面，是苗高穗低的品种，免遭鸟吃。我十分敬佩这回国的专家，也激励我在车间、在地头、在图书馆，系统认真地学习茶树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知道了叶绿素，知道了光合作用，知道了氮磷钾三要素，知道了物种的遗传与变异……。
想到“遗传”，我猛然会想起老百姓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身边“成份”不好的同学、干部家庭的同学、父母有知识的似乎都要比我们这样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聪明，我想这也是遗传吧，这个遗传不但是生理上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后天知识的“遗传”，家教的“遗传”。
这些也刺激我要有所“变异”，超过同来学习的人，我想像援非的农业专家那样，做个茶叶专家。想着茶圣陆羽《茶经》中说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茶为累也，亦犹人参。”就有些跃跃欲试想在茶场大展一番身手，研究下种茶制茶。也许，那时农业局把我的乡村“亦工亦农”身份变为农业局的“正式工”；也许，那时和公社电影队那个瘦弱聪明伶俐的姑娘有了“农家的故事”；也许，在第二年恢复高考时，我报个林茶农什么专业，我可能会认真从事农林一辈子的，成为“茶叶”专家也不是不可能。
与农失之交臂，从军让我踏上了机械工程之路，倘若能进军校，我会“术业有专攻”下去。而眼前，只能抱定“要用两年的时间超越四年兵的水平”，在大山中，国防工程的施工，部队倡导我们通读《毛泽东著作》，我再次重温过去学过的老三篇，誓言做个为人民服务的人，做个高尚的人，做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看了《别了，司徒雷登》，油然敬佩毛主席的格局伟大，在满目疮伤，受外国列强欺凌的百年十字路口，毅然为主权，为国格，别了“美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也警醒着我要真才实学。当兵不几月，我购买过看过大学的《液压传动与控制》《机械原理与制图》等教材，甚至在机械总装厂学习时，找军代室的军代表要了一整套机械蓝图。我会操作，我要会修理，我要懂它们。
记得那年在军代室看了一张当日的报纸，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大讨论，我仍冥顽未化，不知这是思想解放的号角。虽目睹四川工区农民的生活艰难，因过去的教育固定的思维，对中央搞联产承包还是不理解，及至后来退役，改革的不断进行，思想总会慢半拍。
一、二十年后才理解，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打下国家强大的物质根基，赞美他的伟大。领导人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战略是中国人民的福分。一般来讲，像我等低层次的人不要妄评高层次人的决策。因为你身处低的层次、窄的视野，决定了你的思维水平。你所拥有的信息和研判能力不足以让你对现实宏观的大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对未来事物发展作出正确的预测。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他具备常人没有的视野高度、视野广度、思维深度和前瞻能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年，军委工程兵撤了，连“营盘”都没啦，我无路走向更高的平台，四年服役终汇入流水的兵，机械“专家”，梦断军旅，我所搜罗的又一套工程兵司令部编写的《爆破工》《架子工》……丛书，像下乡收集的一套知青读物一样了无用处。
求知在我稳定工作的金融平台上续写着。
八十年代初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的改革初见成效后，改革向经济体制各方面展开下去，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甚至是政治体制上也有改革波动冲击再稳定的历程。
我待在人事保卫基建的岗位，但形势逼着、吸引着我要捡回失去的中学时光和迎接社会日渐对知识的渴求。八十年底初，二十四、五岁年轻的我，像一头饥饿的羊突然跑进了绿草茵茵的甸子，贪婪地啃着。盲目地学算盘、学速记、学摄影、重拾往日的课本学文化；学银行业务书、学陈云、薛暮桥、刘鸿儒关于经济的论著、看徐迟的《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在雨后春笋般的函授大学，“函受”着《汉语语言文学讲座》，函授着“行政人事管理”，学着层级管理、东西方管理的知识；买《现代汉语》，学着“主谓宾，定状补”，逛着书店，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年复一年订着 《小说月报》、《争鸣》，买八九十年代文学新潮下涌出的文学家的新作，可是它们很多被束之高阁。
更有甚者，买许国璋的一整套英语教材和磁带，开始学“音标”，结果几十年后，英语仍是英语，我还是我。而那速记与算盘被现代的东西迅速替代，人啦，要学就要有前瞻性地学，要根据需要学，要及时更新“补丁儿”你的知识库，要脚踏实地地去学习。
总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那时，在小城新华书店买了三册《外国文学作品选》，一套四册，但还差一册，在书店登记预订一本，也没到过货。我只好在小城图书馆“借”了那一册，不还。从此，我的“图书借阅证”就再没有借书记录了。每当翻到那本盖有图书馆印章的那册书，就会想起当年那县图书馆，想起那一老一少的俩女性图书管理员，想起在那里看书的时光，想起中学和参加工作后那年轻时读书的劲头。
再往前追一点，退役后等待安置的时候，偶到人武部负责安置的闻参谋寝室询问安置事，一次在他寝室书柜，看到一套两本《文学描写词典》，爱不释手，便“借到”想贪为己有，直到一两年他转业走了，我也还没还他。
反正那时年轻，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在文化知识的海洋里扑腾。看书学习，纵然没有方法，没有闪耀出才华，但在那个年月，应该还是让我素质有些许提高，而不至于落伍吧。
从小就觉大门里神秘的银行，在我眼中慢慢打开。终于看到了那个双人掌管、有似“芝麻开门”那种宝库钥匙的暗色沉重的大金库门里，只不过是几只齐肩高的又是双人掌管钥匙的保险柜。保险柜里是各种票面和硬币的现金，不过是出纳账本上记载的余额罢了。最大票面是10元，一把百张一千，一捆十把一万。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金库越发变大，票面有了20、50、100元的了，成捆成箱的钞票也见得多了。据说98亚洲金融风暴后，有“通胀”的苗头，准备印1000元票面的，二十年过去了，因为经济的稳健运行和民间的质疑和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电子支付手段的迅速发展，千元票面始终“犹抱琵琶”未出来。
银行就是中介，拿存款去放贷，吃利差。放谁不放谁看政策。最让人拽的是，当月工资月初就发了，有钱啊，其他任何单位也比不了。九十年代初，县里干部和老师工资甚至都有拖几月才能发的情况。
计划经济，上级让你放多少你就放多少，没有头寸紧松、没有资金风险这一切的压力。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渐走向健全商业化银行管理，但在这转型中，我却经历了金融改革的阵痛。其实，我们五零后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发展变革的所有“阵痛”，它换来的是不断再生，用我们那一代万众之肩扛起新中国的强大，造福于子孙的幸福。
高中毕业离开学校十年，我下乡当兵又从支行调到乡镇营业所负责。除了镇营业所和信用社，还有下边两个小乡镇的银行分理处和八九个信用分社。没汽车、摩托车，都是山路，有自行车你也骑不动，到下边分理处分社信用站检查工作全靠两条腿儿。为了不“外行领导内行”，我到一偏僻分理处临柜学办业务，尽管一天几笔业务，也算过了一遍手。会计这东西你就是《会计学》背的滚瓜烂熟，作业会计分录随便记，不实际过手记账也不行。
一月下来，出纳会计记账报表也都亲手做了一遍，业务略知了一些。在业务量大些的区营业所，也能逐渐应付。不过，在那偏僻分理处临柜办理业务时，一天短款二十元，夜晚盘査是两元票面的少了十张，绞尽脑汁想当天哪几个人办的哪几笔业务，终无解。最后，自己悄悄赔了二十元，相当于我小半月工资，放进保险柜。
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二波发展就是集体经济办乡镇企业，农民个体经商。忽如一夜，村村镇镇办起这厂那厂，年轻的胆大的农民纷纷贷款买汽车拖拉机跑运输、办商店。
临近一九八四年底，金融体制改革酝酿新的动作，央行要对各“专业银行”给“自主经营权”，向“商业银行”发展。我们行也不例外地自上而下地召开了紧急会议，行里甚至有专门领导督办，每天上报贷款进度。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和怀揣致富梦又大胆的老百姓都明白机会来了。再有个把月就跨年了，我跑了一些申请贷款的企业和农户，可以说，那时的乡镇企业、个体运输户、商户，无经济实力、无资产抵押、无经营能力，无半点资本头脑，甚至大多买车开车没驾照，不过那时对驾照管的远没现在严，有的只是拿贷款本钱去搏“钱生钱”，有的只是致富的梦想。
为此，我写过文章，被总行杂志刊发，对滥放款，我不苟同有点逆流而动。那时写文章发文章全没九十年代后，要花钱、找熟人、找名人的风气。事实证明，这些乡镇企业不几年就垮了十之八九。我也明白，手一松，钱出去了，花钱阶段一片繁荣，地方政府、贷户、银行收利息皆大欢喜，但我更明白后果。几年后，支行专门成立贷款清收队，聘请社会収贷员，再后悄悄核销呆账贷款。由于贷款把的较严，在贷款发放进度上我跟不上其他所，不知领导有无意见。后来，我想：我是否缺乏大局意识？是否没站在政治高度听从指挥？但与后来说的“惜贷”不能同日而语，“惜贷”是怕担责、追责，懒政所致。
次年，根据历史上这河流域盛产桐油，要发展大工业，区领导只有打这主意了，到邻省找本地籍的领导，支持建油漆厂。而后县科技副县长带队，区领导、银行财政等人到东北一家大油漆厂学习考察，谈技术投资甚至联营什么的。油漆厂项目贷款刚批，建厂轰轰烈烈启动后不久，我便调回支行。油漆厂最终没产几吨油漆便关停了，我当副行长和行长时，每到那镇（后撤区建乡镇）营业所，看到那破败的厂、几个车间里尘灰覆盖的设备、遍地空瘪的油漆罐桶，再看看账上几百万贷款呆账，资产处置又不值钱，兼并无主，换项目又需投入，心里便五味杂陈。
年年想盘活那笔资产，心也揪着，但总也无法。离开那县到市里，贷款损失的案例时时提醒自己注重贷款风险防范。2000年后，堵河上修电站，那关停破败的油漆厂被淹，是否得到一些补偿？还是九十年代后期作为呆账剥离划转到资产公司了？没在过问。
调回支行人教股，为人人品、文化知识、工作勤奋这些总要给别人做好表率。这年，地区行要开老干会，让报先进个人材料。我到农村村组、退休干部家中走访调查了解，写了一篇典型材料，几经支行办公室老主任改报、上级行几打下重改。于是老主任说我写的不行，颇有点“瞧不起”的意思，把我弄得都不知咋改了？我干脆把自己写的原稿直接报上，结果上级行审查说：这样就很好。老主任自此在“文字”上收敛了些傲气，我也增添了一点自信。
一年后，地区行基层初考筛选后，集中百十人迎战全国第一次成人高考，这几年的读书和重温中学课文、工作中的习笔终于派上了点用场。那历史复习资料一看便知，可记忆力差啊，就是背不得，可怜的我考了35分，但地理和语文却夺得两门第一。那地理，就像胸中装着地球，你只要想想那山川河流、大洋环流、空气环流、经纬区位，什么样的地理考题也不怕。一九八六年，我上了省行办的“电大”，高中毕业后没有机会接着进“正规”的大学校园，下乡我又无知地放弃了“正规”的大学校园，从军没有路走向军校，这次我死活要抓住“大学”的尾巴，让一生不留遗憾。
全省来的四百多带薪学习的学生，大多是才顶职、才招干、才毕业的高中生，像我等高中毕业已十多年，已成家的并不多，比我岁数大的也不多。没有人沉溺游戏，不过那时还没网，也就没什么网游手游。就连几十台台式电脑也只是在学校的计算机房，只有上计算机课才能去摸一下，没有彩屏，没有中文界面，上电脑课也就是按BASIC语言编写些小程序运行一下。尽管大都未婚，也没出现一片谈情说爱之风，大家都勤奋努力地学习。
辅导政治课的班主任，每科每节考试，他都要在黑板的墙边按分数排个名次。第一学期，开了微积分、线性规划两门高等数学，还有统计学，一看排名，下面红线后十名，都是年龄大点、党员、山里来的，我也在其中，不免有些羞愧。我发誓要努力到前五，为党员争口气，到了毕业，我用“勤能补拙”之精神做到了。比之后来普通高校的很多学生“60分万岁”混文凭的状态，我们骄傲地说，那两年真没有虚度光阴。
捧着教材，看着听着中央电大的教授们讲着课程。我知道有些经济问题，可以用微分、积分的方法解决；知道线性规划和线性代数可塑经济中的模型；知道了宋代的交子、钱庄；知道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从以物易物到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到纸币。三十年后，开始讨论电子货币。
知道了保险是让整体掏钱降低个体风险，以即期的现金流量允诺你未来的收益。十多年以后，在保险这个肥肥的蛋糕上，蜂拥出众多的保险公司，推出花样百出的保险“产品”，以至于打动我在央行上班的老婆欲购百年到期之几百上千万元收益回报的“产品”时，我浇凉水地说：“可能那时孙子都死了”，打消了她遥远而不可及的理财发财梦。
学到“股票”，我知道了办“项目”的筹资方式，它让人人都有了“投资”的渠道，它让人人都有了当“资本家”的机会，他让企业有了银行间接融资外的又一条直接融资渠道。正像后来的后来，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一样，我觉得“股票”也不应是“炒”的，它应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投资行为。我知道身边一些“没得经”（注：地方语，义：没真东西、没实力）的企业“包装”上市、借“壳”上市，“兼并收购”上市。老百姓你炒它，可要碰运气哦。象我这样不炒“股票”、不恋“保险”、不问“基金”、不善“理财”又学过金融的“财富僵化”之人实在太少，显得我这个学金融搞金融的人有些与市场经济眼花缭乱的变钱术格格不入？
班主任蒲晗，憨厚的脸庞中嵌着一双睿智的大眼睛，他当过伞兵，我油然起敬。惺惺相惜吧，我也是当过兵的又是党员，在单位又是搞人事的，就让我当班长，过去读书，因学习差，从没当过班干部，就是体育委员劳动委员也没有过。他讲：遍地国企都要加快改制成股份制私有化。后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都是这么走的，只是央企集约化规模化了一批。他别出心裁地讲：中国要学美国搞联邦制。后来并没有，中国的国情必须要有强大的“核心”。但他活跃的思想，对社会的剖析，那时另类的思潮此起彼伏，不断地影响着我们启发着我们，让我们也沉思深思。
后来普通教育的大发展，银行需要的人才被入职的普通高校大学生取代，省行办了两届电大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在青黄不接的八十年代末人才断档期弥补了基层金融人才的短缺。
离开学校七、八年后，我到鄂州农行办事，随便过江到那学校看了一眼，没有了老师或争辩或娓娓地教书声和低头静谧学习的学生，学校前清清的池塘也填满了渣土。问及班主任，听说是有点儿练法轮功。我知，那是不允许的，尤其党员。又过若干年，在汉又问及班主任，老同学说他也在汉住，我估算也是退休了。听老同学又说，后来不练法轮工，好像又信基督教了，我不禁唏嘘。
我们寝室，住着几个年龄稍大相对老成的同学，引得班里校里几淑女常来串门，当然也因是老乡吧，瞅着周日到不是三国赤壁之战的“东坡赤壁”公园，去游玩观赏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感叹九百年前古人的文采和思想意境。
班上来之江汉平原支行的王丽，二十来岁，长的娇娇气气，颇有点爱好文学，热琼瑶，爱《烟雨蒙蒙》。我作文稍好，老师也常在课堂上念念，我们便有些灵犀。纯纯的她，我有些心仪旌动，寝室同学难免玩笑两句，其实是情趣略同。毕业前，我们在“赤壁”公园凉亭里，凭栏望着西南方滚滚东流的长江，听她在耳边脉脉地吟诵着：“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我也有点儿“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便写下《寄情》，夹杂着些爱慕：
似当年恋人抽刀断割，
顿时心中失落了什么。
似当年眷恋着的爱人，
心中总是期望着。
可我已趟过了爱河，
娇儿也呱呱蒂落。
所谓伊人，芳华锦绣，
“轻轻地走吧”，花已开过。
那时，我已成家，她回行，啥时也嫁了一军人，也由员工演变成了行领导。几十年的淡淡联系，心中总也抹不去那身影。
老师对我作文的好评，我没记住，但一次对滥用“排比句”的差评却让我终生受益，“写文章不能因形害义”。即：不能生硬地追求形式，而伤害了内容。
毕业回了行，金融改革便开始与国际接轨，我没有再回到人事股，到了临时班子，开始对全行发放的每笔贷款进行风险管理的“五级分类”。对贷款项目发放，也进行评估，我便会结合实际，参照《世界银行项目管理》书中的项目分析方法观点和《银行信贷管理学》的一些知识、数学模型。但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纸上谈兵”，还是靠综合分析考虑，计划、资金、政策、市场、借款人的人品、借款人的偿债能力等等，就像中医，对病人会综合整体辩证地论治。
隐约听说，可能我要接任信贷股长，但老资格的信贷股长还没退休可能不好动吧，自己不免会想“五级分类”搞完了干啥？其实，人，你只要努力，有某能力，社会自会把你放在合适的位子。
毕业后蹦跶了一年多，我成了副行长，分管储蓄存款和信用社工作。在老资格的股长和个别主任暗中的“考察”较劲下，我又重拾钻业务的劲头。刚跨入九十年代，县里没半点沥青路，好点的是公路段道班用小推车养护的黄黏土拌石子沙的主路面，其他的都是自然便道。不到一年，在北京吉普的颠簸下，我跑遍了全县二十五个营业所信用社，一百零五个信用分社，从突査现金库存，到翻传票，对分户账，对总账，对报表。不懂的悄悄看书，慢慢思考，遇人品好的业务人员就请教。也发现了一些费用报销的违规、不合理，信贷管理和经营中的一些问题，敲打提醒过业务“硬”，翘尾巴的股长、主任。
年初总结表彰会后，又要与乡镇信用社主任签订一年一度的经营承包合同，探索着信用社的改革，由计划政策性转向商业盈利性。每当将上级行盈亏计划分解下去时，心里总怀疑“完的成吗？”，存款的增长幅度，贷款的死滞状态，盈利的源泉——存贷利差上又能动多少脑筋？尽管央行规定，信用社贷款利率可上浮50%，实际信用社利率何止？全国都开始经商，农村农民亦如此，赚了并不在乎那高息，但生意砸了呢？那会下雨披篙卷，越披越重。
十多年行长生涯，自认为还是勤奋的。理论知识的不断学习，让我在实践中，对银行对金融对经济，能有一些明了的认知，也有感而发的写过不少低层次区域性的经济文章，见诸报端。在我国加入“WTO”前夕，参加了总行举办的培训班，以适应“入世”后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两千年前夕“函授四年”，自考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让我继续给“思想”注入知识的源泉。
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求知到底是求什么？学到老到底学什么？是学历文凭，文化知识？还是做人的品行修炼，思想到智慧的升华？
后来，因故离开了“体制内”，游荡全国十年，搞矿山搞工程，消费着更新着补充着我过去的知识技能。虽仍劳动着辛苦着，但缺少了纪律，放松了自律，适逢外部的“和风细雨”，吹塌了“授受不亲”的篱笆，就有些癫狂，美其名曰：人性的自由。这不是求知，这不是学问，这不是人往高处走的境界，不能洁身自好而让我痛失了一个家庭。
欣慰的是，新一届领导下，社会风气的好转，让我潜心在企业再做“学问”，游刃有余地搞些企业行政管理和新的涉猎食品行业的全球形形色色的质量认证，续写着六十岁前后人生尾声的生存生活的文章。
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各种思想碰撞的时代，似乎并没有看到炽热的火花，真知灼见的深刻思想你很难觅到。那些真假难辨、变态、浅陋无知无聊、片面；利己主义、个体民主，无价值、无思想的信息畅通无阻地泛滥。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思想”会退化吗？“人品”会崩塌吗？
在网络终端，我们了解的是别人报道的，是别人看到的，是别人说的，是别人思想观点的表述。有的是做人的真谛，有的是利益驱使的不衷之言；也有开心一笑后带来思索教益，但大量吸睛“标题”下是无思想的废话垃圾。历史、现实的原貌原态，您没有机会站在那个高度，你就永远不清楚。甚至你站在那高度，被云遮雾罩也看不清。这个世界，你想知而不知的太多，你不想知而让你知的也太多。在媒体网络信息大数据时代，你看到的是被“甄别”过，投你所好、于“我”有“利”的信息。
七十年代末，曾经报道张志新为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不畏权势，最后被“割喉”枪决。我也曾赞叹她为真理而斗争，也曾誓言学习她那种精神。四十年后又有人说当年的记者在国外写“英雄她”的负面的东西，让“英雄”垮塌烟灭。我想，个人，你既使是一粒金子在时代滚滚前进的洪流中也算不得什么。
人生活在社会中，不是“真空”，难免不看国内国外新闻，难免没有“思想”。一党制，多党制？民主，人权？“三权分离”？孰优孰劣？我知道最基层的选举，给你一票，你又能代表多少“正确”，有多大分量？说“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体制道路”，是中国人的大度，我说优越，不强加于你；你说优越，也不要强加给我。社会发展无论在哪方面，最终都自会择优发展。
走过了六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人生，虽然新中国的发展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那都是枝节，那都是探索中发展的“成本”，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幸运的，“集权”凝聚的力量象强大的引擎，带领着中国十几亿人民，影响着全球人类，书写着新的发展篇章。
我相信几千年文明传承有其生命，按新中国发展趋势预测，我们再继续奋斗三十年五十年，中华民族定会拥有强大的军事国防经济力量，不靠血腥的枪炮，用“大同”的理念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是人口地域大国，没有集权就没有核心，就没有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民族就不复存在。当国家处于分裂，当民族处于危亡，当社会处于战乱时，你拿钱还能安逸地到超市市场买米买菜吗？你还能指望无所事事的“游戏者”、为利忘义的“娱乐者”、“双面人”的“贪腐者”、高谈阔论“有思想”的“空而论道”者 ……，为民族为国家来牺牲自我平抚战乱吗？
以前时代，社会发展有时也需要“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有时人民也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因为不符合人民整体利益造成的战乱，这是人民追求真理美好的手段，是为子孙后代换取更美好的生活的代价。当今世界还有比中共党建要坚决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好的吗？没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自律、自我免疫、自我更新。牢记着人民，牢记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主是个体思想、各自利益的意愿，自由是在约束之下。看看身边宏观的宇宙，星系、恒星、行星、卫星；微观的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光子的运行，无不都是在“约束”下有序的“自由”。看看《动物世界》栏目，就是动物在生存进化的过程中，也无不遵循着集中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人类社会群聚的一种艺术，是需要高度契合的艺术。没有民主，同类人的智慧不能兼容利用而膨胀力量，孤掌难鸣；没有集中，非常人“领袖级”的娇娇者的思想、智慧、魄力不能充分发挥。毛主席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他的丰功伟绩——带领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从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探讨创立发展实践；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在于他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和社会主义特色理论再探讨发展。
[英]约翰.巴罗在《不论》中探讨“悖论”时，针对科学、数学和逻辑的革命性的发展，所引述的：“在任一领域，每当人们发现某一问题不能在已有的框架下得到解决时，就会感到震惊，而这种震惊将促使我们放弃旧的框架，采用新的框架。”其实，我们的领导人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改革中所展现的“发现”的思维和行为，又何尝不是这样。
后知后觉的人们“知道”，甚至指责以前什么人在前无古人、前无道路下“走错”了什么路，但没想过后来人都是在前人的“错”中汲取营养得以成长的。
正像高尔基说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样，求知既是人的天性，又更需人的后天自我养成。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人求知认知知之，只是第一层。再上层开发思维智慧的能力，品质的修养，发出优于别人的“芽”，长为比他人壮的“树”，结出好于别人的“果”，融于社会利于社会惠于人类，才是我们个体的人出世后应追求的过程。对宇宙而言，人类的存在与否并无意义。人类既然产生了，只有在宇宙中认识宇宙、利用宇宙，让人类自己过的更好些延续更长些，而个体人只有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努力地为人类群体贡献点什么，从而才能在人类群体发展中汲取享有个体的幸福。
（待续：十、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