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帅闹怀仁堂
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称：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这就导致冲击军队，楸军内一小撮之风在军队以及社会上迅速漫延开来。其矛头直对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等元帅，连朱德委员长也遭到攻击。
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各地纷纷仿效，全国性的大动乱开始。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大批群众围堵在中南海墙外，声言要楸斗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大街上还连连出现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然而，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知道自己的重任，为了中国人民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他力挽狂澜，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带领那些还没有被打倒的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管理着国家的各项事宜。
1967年2月14日下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党政军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上，围绕着冲斥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为另一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争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义正词严地斥责中央文革想要搞乱军队的做法，徐帅用事实驳斥了把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定为叛徒的案件，叶帅还对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没有基层党领导异常现象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在2月16日继续召开的怀仁堂会议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谈起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的情况。当张春桥为了掩盖自己而把责任推给群众时，谭震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他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文革处处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与自己作对，说出了“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一事实，激动得难以平静。但谢富治却说：江青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谭震林气愤至极，一面要走，一面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壳，坐监狱，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走，忙叫住他，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回座位后，陈毅仗义执言地斥责了江青一伙。
叶剑英、余秋里、李先念、周恩来等人也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非常做法批评了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这一方，就在这一天的碰头会上，碰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他们脑羞成怒，准备报复这些老帅老总们。
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碰头会纪录，然后由江青安排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了他们的汇报，感到恼火。
张春桥等人夸大其辞，有意渲染老帅老总们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非常做法的非议，毛主席怎么能够允许非议文化大革命呢？
2月18日夜，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老总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作了严肃的、毫无留情的指责，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
有了尚方宝剑，中央文革向老帅老总们进攻了。25日始，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会上，中央文革们气急败坏地乱喊乱叫，攻击他们的对手。说什么他们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康生指责陈毅是国务院与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是小伙伴。
最后，康生还把碰头会上纲上线：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老帅老总们知道毛主席态度明确，又无法动摇早已刻在心中的权威，面对着心毒手狠的江青一伙，只得违心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实为批斗会的政治生活会于3月18日结束了。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也从此中断。林彪还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文革派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