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不高，头发略有花白，皮肤黝黑。从他脸上布满的条条沟壑看，感觉人世间的沧桑好像都让他给印证了。他叫王利军，男，汉族，生于1962年6月，今年58岁，左腿残疾，单身，家住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砖厂。
一
我是在2015年被下派社区工作队时认识王利军的。
那时，我曾经在公交站点值班，经常看到他从值班岗亭前路过。他骑着自行车，那自行车的后座上，拖着根拐杖，有时拖着捡拾的废品，或是纸壳子，或是矿泉水瓶子。我主动上前和他搭讪，这就相互认识了。
我这样想，如果不为生活所迫，在他这个年龄段，是不会捡拾废品卖钱的。
他年近六旬了，仍然没有成家，孤身一人生活。他说左腿残疾是被人打伤耽搁治疗所致。因行动不便，他行走只能依靠拐杖。他说自己犯过罪，服过刑，且犯罪经过是伙同抢劫。
有了一定岁数的人大凡都知道，上世纪1983年全国范围内的“严打”（198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也就在“严打”的第一年，他因犯抢劫罪被昌吉州人民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同年被遣送到新疆某监狱一队砖厂服刑改造。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在1993年刑满释放出狱时，他却成了一个左腿残疾的废人。
按理说，对于一个犯过罪的人，尤其是犯抢劫罪的，我们都有痛恨的情绪在里面。但当我单独和他接触，详细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之后，发现他人生中的那些不顺，有阴差阳错的地方，当然也有人为的成分，很令人深思。
就像社会上人们大都同情弱者一样，我开始对他同情起来，想写写他，但一直苦于没有时间。终于，在驻村近3年工作回来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又专门约他见面，和他详谈了几个小时。
二
王利军说他原来并不是乌鲁木齐市的居民，他的家在新疆奎屯农七师128团9连，说起来话长。
王利军说，他出生在兵团奎屯农七师128团九连，弟兄四个，自己排行老大，母亲是因心脏病被气死的。原因是这样的，连长说他和他的哥哥王铝斌把连队的收割机上的螺丝给偷走了。一天中午，连长让他的通讯员将王立军，以及王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王铝斌，被叫到连队办公室询问情况。
王利军的哥哥王王铝斌说没偷收割机上的螺丝，连长说人家咋不说是别人偷的？这时，连长抬手要打王铝斌，王利军趁连长不备咬了连长一口。连长威胁王利军的哥哥王铝斌说：“找不到螺丝就拘留你15天！”王利军的父亲给两个儿子说：“你们俩还不赶紧找去？”
王利军的母亲本身就患有心脏病，知道这个事情后很是生气，认为自己的孩子被冤枉了，就到连部去和连长理论。连长给王利军母亲发脾气，说：“你还护着你儿子？”不料，王立军的母亲被气的晕倒，送到连队卫生室，没有抢救过来，连里又派车送往医院。半路上，王利军的母亲就咽了气。
这是1973年8月的事情，当时王利军才九岁，此后王利军上学回来就要给父亲做饭。没了母亲以后，父亲的脾气也慢慢变得大了起来，有时候心情郁闷，没有地方发泄，就在王利军和哥哥王铝斌身上出。
一天，父亲回来看王利军没有做饭，就将王利军打了一顿。从此，王利军就萌生了出去到外面打工的念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王利军的哥哥王铝斌十五岁就外出打工走了。
初中毕业后，王利军开始在农七师128团九连当农工时挣的钱，来乌鲁木齐市带了800元钱。他说刚在兵团连里当农工时每月工资是33元6毛钱，后来34元6毛钱，后来又涨到44元，来乌鲁木齐之前已经到涨到每月54块钱。
王利军说，开始被分到农七师128团二连，他看父亲很可怜，因为不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父亲在九连。为了照顾父亲，他就找到了128团廖参谋长，请求把自己调到九连。
三
时间到了，1983年，已经19岁的王利军孤身一人来到了乌鲁木齐，投奔在九家湾新疆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的姑妈生活。在姑妈家里，他看姑妈和姑父经常为家庭琐事吵架，心情非常烦躁，于是就跑到乌鲁木齐市鲤鱼山下的有色局车队的一个朋友家里。朋友叫黄九洲，四川人，父母都挺好。
在黄九洲家住了两个月后，王利军感到不好意思再居住下去了。一天，黄九洲说要开一辆解放车到昌吉去，王利军就坐着黄九洲的车来到了昌吉。
在昌吉下车时，已经是上午的12点，王利军就跑到一个小饭馆想喝点茶水。
在小饭馆，他碰到了昌吉市榨油厂书记的儿子，还有昌吉州州长的儿子，他们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看到王利军进来以后，两人就直接走向王立军这里。
州长的儿子对王利军说：“我们交个朋友行不行？”王利军说：“我又不认识你！”州长的儿子说：“一回生二回熟嘛！我爸是州长，以后你在昌吉有啥事帮忙的话就给我说！还有！他爸是榨油厂厂长，和我爸都是好朋友，来！咱们吃一顿！”州长的儿子说着就招呼服务员，点要了六、七个菜，还点要了一瓶白酒。
他们三人吃着、喝着，菜吃完了，酒也喝完了，最后买单的时候，州长的儿子和榨油厂厂长的儿子都说没有带钱，王利军就掏腰包付了80块的饭菜和酒钱。
说也奇怪，王利军说出了饭馆的门，发现乌鲁木齐姑妈家的一条大黄狗正卧在饭馆的门口。看到王利军，大黄狗立身起来跟在王利军的身边。大黄狗是怎么从乌鲁木齐跑到昌吉的呢？原来，大黄狗是从王利军穿过的衣服上，闻着味找到昌吉来的。
王利军说，当时他身上所带的钱是在农七师128团九连当农工时挣的钱，总共有 800元钱。正因为有了这些积蓄，他才敢从家里跑出来在社会上自由闯荡。
出了小饭馆，州长的儿子说他家有个亲戚在店坝公社黎明一队，想过去玩一会儿，就带着王利军，榨油厂厂长的儿子，还有一直跟着他们那条大黄，一起到黎明一队方向走。
走到半路上，他们看到一个女孩儿，身上背着一个黑包。
州长的儿子暗示王利军前去抢女孩儿的包，王利军没敢去抢，州长的儿子就说：“一看你就是个胆小鬼！”
这时，王利军拍了拍大黄狗，大黄狗箭般向背着黑包的女孩儿蹿了上去，一下就把女孩的包给衔了过来。
王利军将包给了州长的儿子，州长的儿子拉开包的拉链，发现包内有七件衣服，五公斤粮票，十五块钱现金。
州长的儿子把十五块钱拿上后，将包扔给了王立军，说：“你站在这儿等着我们，看我们的！”那意思还是认为王利军没有本事。
不由分说，州长的儿子和榨油厂厂长的儿子就把女孩儿拉到荒滩上给轮奸了。之后，女孩儿跑到黎明一队报案。
州长的儿子，还有榨油厂厂长的儿子，带着王利军往东跑，不到二十分钟，就被村上追赶上来的五个小伙子团团围住，五个小伙子将他们三人按到地上打了一顿，然后拨打了110报警，州长的儿子、榨油厂厂长的儿子、王利军三人被带到昌吉州派出所。
审讯中，王利军将事实的经过说了一遍，王利军被列为三人轮奸女孩儿的同案犯。
在法院的一审判决中，州长的儿子，榨油厂的儿子两人被判刑一年半徒刑，且是监外执行，而王利军却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对此判决，连时任看守所的贺所长都看不过了，看守所的所长姓贺，为人正直，说王利军是替他们两个人背了黑锅，有失公允。
在贺所长努力下，案子经过第二审，最终判决州长的儿子，榨油厂厂长的儿子为无期徒刑，王利军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年，三人同时被送到地处乌鲁木齐市的新疆某监狱服刑。
时间不到三个星期，州长的儿子，还有榨油厂厂长的儿子，两人就被转移到南疆某监狱服刑。九个月后，两人被刑满释放。
王利军说，那时国家法制海不健全，也不排除人家动用了社会关系。两人刑满释放后，还专门来到乌鲁木齐的新疆某监狱探望了王利军。
直到现在，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这两人有时还带着老婆、孩子到乌鲁木齐看望王利军。
四
1983年，王利军因抢劫罪被遣送到新疆某监狱一队砖厂服刑改造。
1986年元月，监狱的犯人放假过元旦，犯人把教室的桌子搬回监舍小组来包饺子，当时王利军没有搬课桌，而是和几个犯人一起包饺子。
一起吃完饺子后，犯人们各玩儿各的。王利军不玩牌，也不下棋，他爱好写写画画，就随手将小组里的一张小桌子拉到床边写监狱生活。
这时，正在和小组犯人说笑的犯人孙金胜走到碗柜旁，端了一碗饭，走到王利军正在写字的小桌旁边，把手里的饭碗放到王利军正在写字的小桌上说：“你让开，我要在这儿吃饭！”
王利军说：“你看，小组有六、七张桌子，你在哪一张桌子上不能吃饭，非要和我抢？”
孙金胜说：“你让开！我就要在你这张桌子上吃饭！”说着就把桌子搬到对面的床边。王利军站起来去拉桌子，孙金胜朝王利军脸上就是一巴掌。王利军气得还是把那张桌子一把给拉了回来，孙金胜又过来拉这张桌子时，被王利军打了一巴掌，孙气得不得了，几次冲过来打王利军，都被小组里的其他犯人给拉开。
这时，小组里的值勤员申尚轩一把抓住犯人孙金胜的衣领说：“他个小体弱你欺负他，要打我们两打！”申尚轩一拳把孙金胜打倒在床上。孙金胜从床上爬起来时，申尚轩用手举起小桌说：“你们为抢小桌而打架，我让你们谁也别用！”说完他把小桌举起来摔了个散架。
小组的犯人看王利军个小体弱，怕他吃亏，就护着他连搡带推的把他拉到门外。
当时天还很冷，王利军没有穿棉衣，只穿了一件绒衣，在小组门外，冻得受不了。站在门外，他听到房内的犯人都在指责犯人孙金胜，就推门进了小组屋里。
王利军一进门，就被孙金胜从火墙上拿着的一根火炉钩堵在门后。这时，犯人郭景富怕王利军吃亏，站在王利军和孙金胜中间劝架，孙金胜骂王利军，还用口水吐王利军，吐到劝架人郭景富的脸上，孙金胜趁犯人郭景富用手擦脸的一瞬间，举起火炉钩朝王利军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炉钩。顿时，王利军头上的血流得满脸，衣服上也是血。
这时，孙金胜把炉钩扔在了地上，王利军捡起炉钩没有还击，只是将炉钩交给犯人值勤员申尚轩说：“干部来了，把它交给干部，这就是孙金胜打人的凶器！”
犯人郭景富看王利军头上的血直流，立刻架起他的胳膊，将他送到了监狱的卫生室。
卫生室的宋长利说：“他头上的伤口太大，我无法止血！赶快把他送到监狱医院！”
后经监狱医院对王利军进行止血缝针、开药，共计花费36元。
当天晚上，王利军从监狱医院回到小组，队领导和居委会犯人马有良、魏长江、尤少明等开小组会，开会处理这起打架事件，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让大家发表意见，小组犯人发言都说是犯人孙金胜的错。
队领导王正礼听后问犯人孙金胜说：“以上大家说的是不是事实？”
犯人孙金胜表态说：“是事实！”
队领导王正礼又问犯人孙金胜说：“王利军的全部医药费由你承担，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犯人孙金胜当着队领导和众人的面说愿意承担王利军的全部医药费。
不料小组会后，犯人孙金胜始终没有给王利军负担医药费，也再没有提起。
五
1986年8月，一队红砖队转产开始烧水泥，队长周启胜看王利军老实，特地安排他去新疆天龙水泥厂学习，学习完回到某监狱水泥厂。
同年11月的一个晚上，已经12点，王利军已经脱了衣服睡觉了，犯人居委会的尤少明到装车组，把王利军从床上叫起来说：“张队长叫你到办公室里去一趟！”
王利军把衣服穿好后，就跟着犯人居委会的尤少明来到了张的办公室。
王利军进到了办公室，张队长又叫尤少明把打破王利军头的犯人孙金胜叫到办公室。另外，到办公室还有河北犯人李洪林、居委会犯人马有良。
张队长指挥犯人居委会的尤少明将王利军的上衣地扒光。
事前，因为怕不安全，王利军将家里给寄来的钱放在了管教干部办公室。
他想不到的是，张队长把前任队长王正礼处理王利军同孙金胜打架的结果推翻，用电棒点击他的脖子，逼着他将存放在管教干部办公室里的钱给孙金胜。
王利军说：“我没错，钱我为啥给他？”张队长说王利军嘴硬，又拿起电棒点击他的嘴巴，一边点击，一边让王利军给他跪下。
王利军说：“我跪天跪地跪父母，凭什么让我给你跪下？”
这时，张队长更气了，又指挥犯人尤少明和犯人李洪林说：“把绳子解开再给他使劲儿捆！”绳子解开后，两个犯人又把王利军捆了个结实。
此后，张队长又一次用电棒点击王利军的嘴巴，说：“给我跪下！”
王利军还是不跪，张队长从办公室门后拿了一根镐头把子，走过来举起来朝着王利军的大腿就是一棒子，王利军一声惨叫昏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天快亮时，王利军被疼醒后才发现，不知道怎么到了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晨，王利军被打伤的左腿疼痛难忍，张队长不但没有派人给他治疗，还说他是装出来的，同时安排身强力壮的犯人侯玺民逼着他出工劳动，不出工就打。为了活命，王利军强忍着左腿疼痛出工劳动。
本来，王利军是参加培训学习操作按电钮的，自从被打伤了腿后，队上不但没有让他去操作按电钮，反而把喂黄土的重活儿让他干，干的慢一点，犯人侯玺民就把他打一顿。
王利军每天拖个残腿从监狱的北大门的一队走到南大门，才能坐车到文光水泥厂。王利军说“每天都拖着伤腿艰难地要走一站路，没有拐棍，当走到南大门，全身就像被人浇了一盆水难受。”
时间到了1988年9月，张队长发现王利军不像是装出来的，才让监狱犯人侯玺民带他前去监狱医院拍片子。
片子出来后，周医生看了片子，非常气愤，给带王利军来医院的犯人侯玺民说：“你回去给你们队长说，我把这个犯人留下住院了！”
侯玺民走后，周医生就给王利军安排病床，先在医院给他打针消炎，后由医院的杜医生、石医生，还有监狱的干事王树新带他到当时的新疆医学院拍片诊断，前后去了6趟。最后医学院的医生说：“需要住院做手术！”
监狱医院的杜医生给王利军说：“现在让你住院做手术！住院费和手术费由你自己掏！”
王利军说：“我是一个犯人，一个月只有3块钱，我没有钱！”
杜医生说：“你不掏就回去！”
就这样，监狱医院的医生又把王利军从医学院拉回到某监狱，停止了对他的治疗，且让他回到了水泥厂，分到老残队，他的左腿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延误了治疗时间，从而导致终生左腿残疾，只能靠拐杖才能行走。
六
1993年，王利军刑满释放出狱。
考虑到他左腿有残疾，曾经服过刑的监狱有关领导将他安排到监狱的车队值班。
2001年的一天下午，已经9点，车队司机某某下班儿后，又回来开监狱的牛头车，当时他把车开出监狱，将车停到了喀什东路砖厂家属院儿，晚上12时，这个牛头车就不翼而飞了。监狱长分析，此车可能已经被人卖出去了。
此后，车队队长李江涛就给三工派出所打电话，三工派出所的民警把王立军抓走了。到派出所后，民警给王立军说：“这个案子被定性为重大刑事案件，老实交待，车是不是你偷的？”
王利军说：“别说不是我偷的，即使是我偷的，也应该是喀什东路派出所办案，不是你们三工派出所办案！”王利军在三工派出所被关了一天。
到了晚上，派出所民警说：“天太晚了，今晚你就不回去了，就在这里睡吧！”王利军说：“既然没有啥事，我还是回去好！”当晚，民警给了王利军10块钱，王利军搭车回到了监狱车队值班室。
这年，监狱的刘政委看到王立军可怜，就让亲戚从湖北老家给王利军带了个媳妇过来。
但是还未结婚，从老家被带过来的这个女的就被监狱某处的副主任给盯上了。晚上1点多，这个副主任闯进车队，看到这女的居住的房间门锁着，就让王利军将房门打开，副主任进房后，将手伸进女的被卧，女的一把将副主任的手推开。
副主任说：“你们两个人都玩儿过了，还不让我玩儿？”
接着，副主任把王利军叫到车队值班室。在值班室，副主任躺在王立军的床上喊叫头疼。
王利军说：“我给你头按按摩吧？”
副主任说：“让那女的过来给我按摩！”
王利军说：“她不会！”
副主任说：“不会就让她回老家去！”
王利军说：“一个女人家，深更半夜的让她往哪去？”
副主任说：“那咋办？我头疼，受不了啦！”
王利军说：“那我找车送你去医院！”
副主任说：“租车费谁掏？”
王利军说：“我掏！”
副主任说：“那就去吧！”
在王利军去搭车的时间，副主任趁机跑到女的房间，将女的给强奸了。
王利军回来后，副主任威胁王利军说：“事情完就完了，不能到处说，如果说了看你的下场！”
第二天，王利军和女的去找监狱领导，女的害怕，不敢说被副主任强奸的经过，说：“我走了没有事儿！可你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你不怕今后他们给你穿小鞋吗？”
这样，王利军就给了这个女的一些钱，女的买了张火车票，就回老家去了。王利军后来又找到监狱办公室主任马胜华主任，反映女的被副主任强奸的经过。
这事很快让那某处的副主任知道了。
晚上，副主任将王利军骗到监狱的配电室，叫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开车的工人，劈头盖脸地将他揍了一顿。
七
当然，在和王利军的交谈中，感觉到他很“倒霉”，事事不顺，除了他年轻时参与“抢劫”，犯了致命的错误外，其余的总觉得是由于他脾气有点“倔”所致。俗话说，退一步海过天空。在有些事情上，如果他不认“死理”，找个合适的解决方法，结果或许会好一点。
另外，我从他的一些书信中，发现他刑满释放恢复自由后，尤其是最近几年，遇到的并非全是“倒霉”事。譬如：他平时出行的那辆破自行车，在监狱领导的要求下，换成了一辆残疾人三轮电动车；监狱为他办理了每月300元钱的最低生活保障；他妹妹从团场来到乌鲁木齐照顾他的生活，当看到他和妹妹在一起生活，只有一张单人铁床，他让妹妹睡在床上，自己却睡在地上，某企业的胡经理就把自己睡的床送给了他。还有，监狱当得知他没有电视，住房内就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收音机，监狱办公室主任立马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台大彩电。驻地武警某连的领导到他的值班室去，看到他吃饭、写字都趴在床边，就安排两个战士给他搬来了一张桌子。
他在监狱车队油库值班，24小时坚守岗位，监狱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他发工资，只每月给他发44元钱的生活费。自从李监狱长来了以后，他说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有了保障。
他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从30岁刑满出狱那天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自己很快年逾六旬，马上到了风烛残年的地步了。
现在，他希望某监狱一是能够将他转为工人身份，依照他刑满出狱后在监狱值班工作的时间，按目前监狱工人的工资待遇足额按月发工资，并同他签定劳动合同；二是为他补交20多年来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并为他提供住处。
最后，我衷心祝愿王利军的“希望”能够早日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