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呱呱坠地穷山恶水的农村时，命里注定我不会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拥有更多的幸福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我的父母和许许多多的农村孩子的父母一样都是老实巴脚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他们整年的辛勤劳动和流汗流血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给我们儿女提供幸福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了。随着我渐渐长大，面对周围漭漭的大山，寸草不生的恶劣生活环境，看看整年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饱受饥饿煎熬的父老乡亲，我和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大山，轰轰烈烈地干一翻事业。而我的父母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也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走出大山，在城市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平安幸福地生活，成龙成凤，光宗耀祖。
我没有辜负自己和父母的企望，学习中始终保持刻苦钻研和顽强拼搏的精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当地一家有名的大工厂工作。我通过艰辛的努力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成功的走出了大山，周围的父老乡亲看我如此有出息赞叹羡慕不已，父母更为我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乡亲面前挣回了面子，整天合不拢嘴，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时时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幸福之中。对于父母和大多数人来说在城市里能有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不幸中的万幸，能够安分守已地了确一生就是最大的幸福，可打骨眼里争强好胜，不甘平庸的我并不满足现状，有了工作后时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翻事业。当我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才发现，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浪漫、美好。工人干活还得给领导送钱送礼，走后门，否则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也是最不挣钱的活，即使这样时时还遭遇下岗的威胁。工人辛辛苦苦干出的活，质量再好，不给质检员送钱送礼，就是检验不合格。无可奈何，职工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声下气忍辱负重地去讨好他们，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工作的环境。面对职工之间利益相争，干部敲诈，层层盘剥，勒索工人的血汗钱，曾几何时，我问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吗？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任人摆布宰割窝囊地了确一生吗？有时候我想，人家都能这样生活工作，为啥就你不行呢？可每当我心平静下来时，眼前总是晃荡着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叫人难以安生，而另一个声音总在耳边回想，别窝囊在这里了，另辟蹊径找一块纯洁的净土，施展自己的才华干一翻事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从小热爱文学的我，平时抛弃心头的烦恼，一心扎在书堆里苦读钻研进行文学创作，一两年下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的作品从豆腐块到上万字的大稿频频见诸于省市报刊，时时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渴望有个机会找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恰好当地一家报社招聘记者，我凭借自己几年来的创作优势被报社领导看重，我激动地手舞足蹈，不亦乐乎，当即决定辞职去当记者。可父亲知道后死活不同意，他唠唠叨叨地说：“国营大厂再不好你是国家干部，再说厂子效益又好，生活有保障，你招聘的记者只是个合同工，人家说不要你就不要了，万一辞职记者干不好你怎么办？干任何事情都要脚踏实地，三思而后行。”听了父亲的话，一心想当记者的我如火头上浇了凉水，顿时激情丧失殆尽，随之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认为父亲在阻碍我人生前进的道路。我希望父亲能够支持我这个美好的事业，可好说歹说，父亲死活不同意，他说我不能眼看着你冒这个没有把握的风险，除非我死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父亲的话说的如坚冰一样无情，坚决果断，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他刺的我万般心痛，悲伤。我认为父亲没有文化死板，思想固执，不支持我也就罢了，倒反而无端地阻止我，满腔的怨气恨父亲，不但不听父亲的劝阻并气急败坏的顶撞父亲，一意孤行自作主张辞了职。
当记者后，父亲再不提辞职的事了，我心里感到一些安慰。可没想到事隔不久，父亲又犯了爱唠叨的老毛病，经常在我面前说：“当记者难，当一个既要领导满意的记者，又要群众欢迎的记者就更难，我担心你生性耿直，做事莽撞弄不好会惹大麻烦，做事一定要慎重，成熟一些。”面对父亲耳边一句句的唠叨，总觉得父亲有点言过其实，担心有点多余。而我始终认为只要自己认识是正确的，正义的事情就要大胆地去干，记者就要不畏强权，为老百姓仗义执言，鸣冤叫屈。老百姓哪里有疾苦，我定当奔赴哪里执笔呐喊，哪里有贪官鱼肉百姓，我也毫不犹豫地去调查披露，无情地拿笔去鞭挞，因此招来了不少的麻烦。这时，父亲又一次次唠叨地劝说：“你这是自毁前程，弄不好连工作都丢了，到时你拿啥养家活口，拿啥再给老百姓仗义执言，鸣冤叫屈呢？”听着父亲的句句唠叨，血气方刚的我，不以为然，还是认为父亲岂人忧天，胆小怕事，不听劝阻，仍然我行我素。
那年当地政府严重加重农民负担，百姓苦不堪言，到处上访告状，好多记者惟恐躲之不及，而我面对泪流满面，叫屈喊冤无门的农民，不顾同事朋友的劝阻顶着层层压力前去采访调查。采访中遭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威胁，恐吓让我不要插手管闲事，甚至威胁到了我的家人，父亲从乡下赶来求我别再莽撞，不能硬来，又讲究策略方法。当时，我痛苦到了极点，一面是受苦受难，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一面是气焰嚣张的腐败分子，我怎么办？不管，那望眼欲穿的老百姓还要遭遇多少不白之冤。最后，我还是忍痛思定，劝回了父亲，连夜写好稿子，当地报刊因我批评言词激烈不敢发，而我死活又不听父亲和朋友劝阻，不改初衷，就寄往中央报刊，很快《农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我采写的曝光稿件，接着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派人进行了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受到了严惩。而我自然成了一些领导眼里的肉中刺，眼中钉，处处遭遇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甚至雇佣社会流氓追杀，几次不要好心的群众临难解救，早就命丧黄泉。我的家人也和我一样，没有幸免灾难，时时受到威胁、伤害、父母家人经常在提心吊胆中伤心流泪。而我正如父亲时常所唠叨担心的那样，报社因我带来不少麻烦，压力，领导逼于腐败分子的淫威不敢再留任我，就这样我丢掉了多年奋斗来之不易的记者工作。我和家人不仅遭遇失业所带来的灾难，时时还承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打击、报复，以及周围一些人说我有“精神病”、“二百五”等不堪入耳的讽刺指责诽谤，家人也因我陷入了生活灾难和痛苦之中。迫于无奈我不得不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经历了人生一次次凄风苦雨的日子，我细细地嚼觉父亲那句句在耳边回响的唠叨，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正如父亲所言，我当时做事如果成熟一些，改掉动不动就拿笔杀人，篇篇如刀见血的鲁莽作法，能够讲究一些工作策略，方式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慎重认真一些，做到既不伤领导，又让领导积极配合解决问题，那就不会把自己陷身于苦难之中，更不会丢掉记者这份难得的工作，才能有条件更好的为群众仗义执言，鸣冤叫屈。事到如今，我才真正领悟到了父亲那句句唠叨的价值，渐渐地感悟到，原来我认为那些不爱听无可用的唠叨是不断涌动的父爱，是一笔我一生享受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他将伴随我在以后的日月里，用一生去感悟，去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