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蝉》课文原文及翻译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说到古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汉魏以后的古诗一般以五七言为基调，押韵、转韵有一定法式。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李商隐《蝉》课文原文及翻译古诗，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蝉》课文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蝉》课文翻译
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你虽含恨哀鸣徒然白费神劲。
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大树依然苍翠却无丝毫同情。
我官职卑下象桃梗漂流不定，家园早已荒芜杂草埋没脚胫。
烦劳你的鸣叫我得借以自警，我也举家操守象你高洁不佞。
【赏析】
古人有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这首咏蝉诗，就是抓住蝉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诗中的蝉，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句闻蝉鸣而起兴。“高”指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在高树吸风饮露，所以“难饱”，这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是白费，是徒劳，因为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会不会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了呢？比方蝉，本来没有什么“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不是不真实了吗？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接着，从“恨费声”里引出“五更疏欲断”，用“一树碧无情”来作衬托，把不得志的感情推进一步，达到了抒情的顶点。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绿和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接下去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要是局限在咏蝉上面，有的话就不好说了。“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象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田园将芜胡不归”，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象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末联“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锺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对我们更有启发。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
【注解】
1、本以两句：古人误以为蝉是餐风饮露的。这里是说，既欲栖高处，自难以饱腹，虽带恨声，实也徒然。
2、一树句：意谓蝉虽哀鸣，树却自呈苍润，像是无情相待。实是隐喻受人冷落。
3、薄宦：官卑职微。
4、梗犹泛：这里是自伤沦落意。
5、芜已平：荒芜到了没胫地步。
李商隐的早年经历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李商隐的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