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公文公十年》原文及翻译

《左传文公文公十年》原文及翻译

　　《左传》，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汉代称《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汉朝以后多称《左传》。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左传文公文公十年》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左传文公文公十年》

　　作者：左丘明

　　【经】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夏，秦伐晋。楚杀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传】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伯伐晋，取北征。

　　初，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

　　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顷王立故也。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从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

　　厥貉之会，麇子逃归。

　　翻译

　　十年春季，晋国人攻打秦国，占领了少梁。

　　夏季，秦国攻打晋国，占领了北征。

　　当初，楚国范地的巫人矞似预言成王和子玉、子西说：“这三位都将被杀死。”城濮那次战役，楚王想起了这句话，所以阻止子玉说：“不要自杀。”但是没有来得及。去阻止子西，子西正在上吊而绳子断了，楚王的使者刚刚来到，就阻止了他自杀，让他做了商公。子西沿汉江而下，逆长江而上，将要进入郢都。楚王正在渚宫，下来接见他，子西害怕，就解释说：“下臣幸而免于一死，但又有人诬陷，说下臣准备逃走，下臣现在回来请求死在司败那里。”楚王让他做了工尹，他又和子家策划杀死穆王。穆王听到后，在五月间杀了子西和子家。

　　秋季，七月，文公和苏子在女栗结盟，这是由于周顷王即位的缘故。

　　陈恭公、郑穆公在息地会见楚穆王。冬季，就和蔡庄侯一起领兵驻扎在厥貉，准备攻打宋国。宋国的华御事说：“楚国想要让我们归服，是不是我们先主动表示顺服？他们何必摆出这副架势来逼迫我们？我们实在没有能耐，但是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就亲自去迎接楚穆王，向他表示慰劳，同时听候命令。于是就引导楚穆王在孟诸打猎。宋昭公率领右边圆阵，郑穆公率领左边圆阵。期思公复遂作为右司马，子朱和文之无畏作为左司马，下令早晨在车上装载取火工具出发。宋昭公违背命令，无畏笞打他的仆人并在全军示众。有人对文之无畏说：“国君是不能够侮辱的。”文之无畏说：“按照职责办事，有什么强横？《诗》说：‘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下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的人，以使放荡的行为得以检点。’这也是不避强横的意思。我哪里敢爱惜生命而放弃职守呢！”

　　在厥貉会见的时候，麇子逃走回国。

　　内容简介

　　《左传》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农业、医学、习俗、文艺等诸多领域，将春秋甚至更为久远年代的社会文化与生活形态清晰地展示给读者。在十二代鲁君纪年的编年纪事中，不但讲解了《春秋》经所运用的“春秋笔法”，还记述了鲁国以外如晋、齐、楚、秦、郑、宋、周、卫乃至一些小国的史事，扩展了《春秋》的国家区域范围。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文书档案的转录、历史亲历者转述的一些细节，以及贤人对各个事件的评论，组成了《左传》的叙事结构系统。《左传》还借历史人物之口引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易经》以及儒学失书，在叙史的同时，帮助读者解读了这些经典中的文辞，阐述了儒家治国理念，所以《左传》可谓亦经亦史。

　　鉴赏

　　首先，在民与天的关系上，淡漠天而注重民。郑国大臣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认为天道飘渺遥远，难于决定人事，人事只能靠离自己近的人道决定。因此，统治者更重视民众的政治作用，把民心取向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如周景王时，大臣单穆公和伶州鸠劝戒景王，指出作为一个国君，一切事情都要考虑民众的好恶，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做事情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甚至会自取灭亡。又如，郑国人喜欢到乡校闲聊，在那里评议国家政治，有人建议毁掉乡校，郑国大臣子产说：“人民所喜欢的政策我们就推行，所讨厌的政策我们就修改，乡校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呢！”在当时，重民的观念意识非常普遍，上至周王室下至诸侯小国都很重视人民的作用，有不少人用民众作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化。

　　其次，在民与神的关系上，把民置于主位，而把神移到了从位。民与神的关系，在春秋以前，向来都是神居主要地位，民为服从地位，即使周初注重民事，也并没把民置于神的头上，只是在敬神的前提下比以往提高了对民的重视罢了。春秋时，人们论及民神关系时往往是民神共重，认为民与神有着共同的情感与意志，神宁则民和，民离则神怒，应该民神兼顾，保民事神；而某些有识之士则提出“民为神主”的重民轻神观，从而在民神并重的基础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再次，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注重强调民的作用和利益。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素有“牧民”之说，认为君主是统治和管理人民的，君主牧养百姓，就像牧人管理牛羊那样，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牧养与被牧养的关系。春秋时期依然流行此说，不过在如何“牧民”上已经有了新意，认为君主不能任意为所欲为，而应该重视和爱护人民。如，齐国晏婴指出君主不能欺凌自己的臣民；楚国伍举说君与民和睦共处才是君主对民的正确态度；晋国史苏称君主只有与民相依共兴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种君民相依、共存共兴的认识，看到了君民之间相依存、相理解的共处关系，是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视的重要表现之一。有人提出君主应该“抚民”，即要为民众的安居乐业提供必要的保障；还有人提出君主应该“恤民”，即体恤和善待民众，与民同甘苦，而绝对不能敌视民众；晋国的师旷则把理想的君民关系比做父子关系，主张君主要养民如子，爱民如子。还有人提出民之利就是君之利的观点，认为君主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以民利为基础，视民利为君利的意识，民的利益是第一考虑要素，君的利益处于从属，是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