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铜鼓的声音，从遥远的战国早期传来，从秦汉传到南朝，从南朝传到唐宋。越过白子国故都，涉过红河源头九顶山麓，毗雄江畔，这就是弥渡“活”着的铜鼓“藏”着的文明。
在“白子国”族民眼中，铜鼓有神，那是他们的祖先和部族首领死后的灵魂化成的。在中国，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古物有铜鼓这样多的说道，它和中原的鼎一样，起源于炊具，后来成为权力的象征；它和编钟同龄，却到今天仍然活着；它与人类最重要的稻作文明相联系，有着丰富的民俗形态和文化含义；它与一个族群的情感相纠结，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弥渡苴力青石湾这块神秘古老的土地上，自古流传着藏有“金三缸、银三缸”宝藏的传说，如果有谁能被幸运眷顾，即能富可敌国，千百年来，无数的觅宝人怀着贪婪的梦想，一而再，再而三的光临此地，为此而痴迷。谁也说不清，从古至今，这些人在这里挖走了什么，带走了什么。直至到了20世纪的1978、1979这两个年份，相继出土了两面铜鼓，引起史学大家、考古专家对青石湾这片土地的广泛关注，直到及石棺墓的发掘，把青石湾闹得沸沸扬扬
1978年，苴力三岔路村村民罗绍才，在村后山坡修建小水库，挖到一件铜器，以为是一口烹饪用的、并且是很不好用铜锣锅，将其当作废铜卖给供销社。1979年，苴力青石湾村的牧羊儿童，在该村背后之山上放羊时，发现一面已露出地面的铜鼓，遂把它当做玩具，拎着它咚咚咚地敲打。所幸被县里的文化工作者闻讯后收回，经云南考古界青铜专家、学者研究确定，均为云南早期年代最久远的万家坝型铜鼓。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2415±75年，约为战国早期。
弥渡还在苴力、大庄营、下马营、合家山等地，发现了多处石棺墓葬群，以苴力石棺墓葬群最具代表性。《云南文物〈弥渡苴力战国石墓〉》（1982年2月刊）载：“经发掘，出土的山字格剑时代大概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1981年清理10座，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生产工具，主要为铜器37件，包括锄、斧、削、凿等。其中斧2，锄6，削3。锄的形制分为两种，一种为长条形平刃锄，一种为尖叶形锄，鉴口都是椭圆形，都是刨土的工具。人骨经碳素测定为2065±90年或2005±90年（公元前115—55年）约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战国铜鼓的出土和苴力石棺墓群发掘出土的众多器物以及生产工具。这些实物证实了在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弥渡境内居住着的“白子国”族民，已经进入到有城邑使用农具的定居农耕民族，并且具备了创造青铜文化的条件。在白子国都城白崖城附近的九顶山，白子国的族民们，正在以当时最先进的开采方式，将开采出来的铜镍矿，源源不断地运往“皇家冶炼厂”合家山，不仅冶炼铸造出满足“白子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器物及生产工具，而且冶炼铸造出象征奴隶主阶级权利、地位、身份和财富的国之重器——铜鼓。创造着辉煌的青铜文化。
从秦末汉初以来，中央王朝就一直努力地经营洱海地区。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哀牢夷第八族牟苴颂四世孙仁果为滇王。都白崖（今弥渡红岩），建白崖城，号白子国。传十七世至龙佑那，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武侯南征杀雍闿以后，遂以龙佑那为酋长，代替雍闿统领诸部，赐姓张氏，是为有姓之始，乃建白国，龙佑那之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大将军云南王。至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张乐进求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逻。从公元前109年至公元629年张乐进求禅位，张氏从仁果至张乐进求延续了三十三代，白子国（滇国、建宁国）在弥渡存续并统治了云南近800年。
弥渡地处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冲之地，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十字路口，又有密祉文盛街茶马古道枢纽驿站，弥渡成为古滇西地区茶马互市商贾的集散地，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两千多年来，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官商巨贾、僧侣游客在这里吟诗作对看花灯，品酒赏舞做买卖，游山玩水听民歌。因茶马互市的兴盛和商品经济发展，弥渡经济空前繁荣，“商贾之富，甲于古滇”，成为古滇西地区开放程度最高，包容度最强，人口密度最大、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明《赵州志》“白崖熟，一郡足”的记载，道出古人对弥渡“古滇西粮仓，蔬菜王国”这片热土的倾心眷恋，传下了“到了弥渡，不想媳妇；到了红岩，不想回来”的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