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放学后的傍晚，天色昏暗，我和几个男同学站在小学后门不远处的路边，神秘而激动地说着红卫兵“大串连”的事。比我大两岁长得高一大截子的郭卫民说：“好多学生串联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坐汽车坐火车住店都不要钱”。跟我同年但也比我块头儿大些的王超问：“那吃饭咋办？”，郭：“都有人管”。我年龄小，个儿又廋矮，没插言的份，但也不缺好奇心和男孩儿的冲动心，眼睛闪着光一会儿瞄瞄这个，一会儿瞄瞄那个。成天惹是生非的“刘蛮子”说：“我们也去”。郭说：“听说，只准中学生去，我们小学才几年级？”。
没多久我大姐夫“串连”去北京了。他是中学教务室的勤杂工，搞些试卷文书油印勤杂和作息时间的敲钟工作。几十年后每提及此事，他都激动无比地说，“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见到毛主席了”。但又不无心痛地说，“几天时间啊，花了十几块钱”。现在只记得他从北京给我那两岁多的大外甥女儿带了一顶粉色的毛线帽。“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想看毛主席阿，我一只皮鞋都挤掉了”，说起串连满眼的光彩和故事。正值国际形势紧张，中苏对立时，因为“根正苗红吧”，又是教工，我在他睡觉靠墙的床里边，看见垫被子边掩着一杆真枪。上初中后，学校要求早操要持木枪练民兵操，于是我便找后院我的小表叔木匠做。小表叔说：“要找个枪样撒”。我再去问大姐夫哥，“枪呢？”，他说，“早交了”。
可能是风气吧，邻里很多家要在堂屋大桌上靠墙摆放半圆形的三层宝塔座，用红纸金边裱着，顶层放着毛主席的座像，有的是石膏做的，有的是瓷的。下层放着“红宝书”（注：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小孩子出门时兴手中拎着“语录牌”。我木匠小表叔给我锯了一块规整的木板，上面两角锯了个小斜边，中间钻了两个眼，穿了根铁丝环作提手。对门单老师给我了红色蜡剪纸和毛主席像，我又从报纸上剪下毛主席语录贴上。做的很是认真、很是漂亮。那虔诚崇拜敬畏毛主席的心深深地嵌入心底。
说起这个单老师，住我家对门，和我大姐年纪相当，我母亲与她母亲不知啥时不知何故有了些芥蒂，吵过暗斗过。母亲信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情怀，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别人在自己面前“zuai（注：音，拽。义：摆谱）的个性。自己做人比较仁义，街上老的少点儿的也都喊她“武姐”，这已不是年龄大小的称呼了，而是带些“服气”的尊称。是否单老师的母亲流露过让我母亲感到被轻蔑的眼神或事件，导致后来的积怨？我读高中后就没见再吵过，也许都年岁大些都懒得计较了。记忆中其实我没有恨，单奶奶去世后的多年，我还是依稀记得一点儿平淡的往事，诸如她常手捧一把黄灿灿的铜制水烟袋，咕噜咕噜地吸着……。儿时才学过语文，会写字了，我便在她家门檐下的石板坎上，用白粉笔和沾了墨水的蓝粉笔双线双色写过“富”字，那时还没“文革”，只是课本中的课文，让我朦胧地觉得穷比富硬气。是否过去历朝历代大都“富的不仁不义”，引起众贫穷者的“仇富”，才起来革了命？单老师和邻居看见稍有诧异，问：“谁写的？”，我默不作声，也不是大事，大人也没再紧追问。
单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是教我们这一年级语文的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大女儿雯雯，小得我三四岁，我常跑她们家后院玩儿。几岁时，我幺娘儿姑父一家住在她们后院，幺娘儿死后，姑父一家搬走了。但我一直留恋那前院的一颗石榴树和一架葡萄。石榴树是长在用石块围着的一个台子上的，每到石榴花开时节，我便会和小朋友们，当然还有雯雯，去看黄黄的五瓣喇叭状石榴嫩果开出的红艳艳花儿，去捡落下的石榴花。我们男孩儿就在捡起的黄黄的五瓣石榴嫩果的下边插上一根火柴棍，当烟袋锅，含在嘴里，吧嗒吧嗒地假装着吃烟。雯雯长也像单老师胖胖的，眼睛大大滴，有点儿憨态可掬，小嘛我们没杠过祸，也没一丝一毫的“青梅竹马”，作为发小，成人后的几十年，相见都是彬彬有礼的。待到石榴熟后，还有葡萄熟后，我们再去玩，单奶奶也会拿给我们吃。临到单老师八十岁生日的福宴上，雯雯的主持雯雯的普通话雯雯对母亲的祝福致辞，我才知雯雯虽其貌不扬，但才华横溢。
可能是初中时节的一个夏日，我的左脚踝蚊虫叮咬抓烂后，没管它，在隔壁万家的门前坐在石头上歇凉。碰巧的是，对门大我两岁的同学，在他家堂屋打弹弓玩，一粒白火石子正巧就打进了我溃烂的疮中，浓流了出来。单老师看见，拿出一管似乎是三磺软膏的给我填满了疮洞，剩下的我又抹了几次就好了。单老师有一亲姨长得很富态，耳朵上似乎有小眼，过去戴过耳环？只怕也有六七十岁，很干净，小脚，独身，在旧社会的单家可能也是富家女。但不知何故，她们给她在街面隔了一间屋，她一人住，好像还纺线，就是一个手摇纺线车。单老师这个姨和单老师的母亲绝不往来，不知何故亲姊妹这大仇气？但和我母亲很好，在我家说起她姐姐，愤愤然。因为孤寡无助，我们都很照顾她，包括她烧的煤，直到七十年代末她去世。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分单老师她姨好，她妈不好，这一家子都挺好的，虽后来与单老师几个子女工作上没交集，但见面都很客气。
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滋润，让我感知了不畏艰难、不畏敌人、开创新中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人；感知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感知了“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邱少云董存瑞麦贤德”英雄偶像……，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我已被“洗脑”了，我庆幸“洗脑”时注入的灵魂。当二十一世纪初，面对一国两制下，特区少数人无知地抵制国家意识教育，反“被洗脑”时，我感到可笑、感到他们的悲哀。因为人类在进化的几百万年都一直在“被洗脑”，只有被洗脑，我们才能前行。只要有感官接受外部世界，你就要受外部影响，认识世界。“洗脑”，是看你被洗进化洗聪明洗为公洗伟大，还是被洗落后洗糊涂洗自私洗渺小？
中学生大青年他们带着“红卫兵”袖头，我们小，那时候象入少先队戴红领巾一样，渴望加入“红小兵”，鉴于家庭贫民成份，我很快很容易地加入了红小兵组织。但我至今没明白，他是自发自由组合的？还是有人或学校组织的？我入的那个红小兵战斗队是哪个娃子当头？我咋入的全无印象。后来历史说，那时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红卫兵取代了共青团。
在单老师院里住的还我的女同学杨娜，加入红小兵却没我幸运。她妈妈也是我们小学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倒没什么，就是他爸好像是“走资派”，实际上是水利局长，已被打倒了。她在要求加入红小兵时，被谁——红小兵头儿？要求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写三条反对她爸的标语：打倒走资派杨**，火烧走资派杨**，油炸走资派杨**，贴到街上。她有些为难，怕爸妈看见，又想当红小兵。我就说，你毛笔蘸点水写，晚上贴出去，也看不清，莫粘紧了，二天风一吹就没了。后来我还有其他小伙伴儿证明她写了贴了，我还说她天天和我一起捡“废碳”爱劳动，也就入了红小兵。
杨娜父母是北方人，所以长得高挑漂亮秀发飘逸明眸皓齿，但个性却风风火火。父母叫她娜子，我们喊她“痒辣子”（就是一种浑身长毛刺绿色的肉虫，沾上浑身发痒）。在小学甚至初中我都恨她喊我“千年矮”。事实上我高中毕业时仍是全班男同学中个子最矮的。直到我老了，遇着她，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审视我和她的高矮，她终没有我高了，当然我也不再乎高矮了。
家里做饭取暖都是用煤，但在鄂西北我家乡只产少量石煤，烧起来挺呛人的。为了省钱，在假期我和“痒辣子”常结伴到观音阁石灰窑下，捡fa（地方音，义：废）碳。窑口在几十米高的山包子上，烧过石灰的废碳被窑工往坡下倒掉，下边便是堵河的一个潭。我们踩着倾斜的废碳坡，仔细瞄着掂量着没烧过心、有点沉甸甸的废碳，然后用小锤砸去外壳，将煤核积攒起来挑回。那踩着的废碳渣噗噜噜地滚下溅入潭中，激起雨点般的哗啦啦声的浪花，没有害怕。现在，没哪个家长敢让孩儿到那种地方，生怕跌落潭中吧？
后来，读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首先想到的是儿时在石灰窑前捡废碳以贴家用煤和在堵河滩选捡“广子石”（即“能烧石灰的碳酸盐鹅卵石”），卖给石灰窑以换点零钱作学费的“艰辛”，而后才是自律做人要有骨气和清白。
再大点儿，为家里烧煤，我还多次往返渡过这堵河，和小姐俩到十里外的西河坝煤矿挑过煤。去时过悠悠的渡船，走飒飒的河滩，上矿口倒也好玩儿，转来则很是艰难。每次买一百斤，小姐总是会央求称称的人称称旺点，在沿途路边还捡点儿。她挑六十我挑四十，我实在是挑不动，走一截要歇一气，小姐在前面不免回头看，离远了就会放下挑子转来帮我挑，再捡点到她筐里。特别是上船过堵河时，那上船下船的跳板，我踩上去腿颤悠悠的，望着河里流水，就有些眼晕。大多是小姐挑上挑下的。最要命的是，过了河，接着就是百十米高陡峭的观音阁坡，沿着尺来宽的之字形小路吃力地一步步挪动，直到坡顶监狱外的公路，才长长地出一口气。我的小姐，大我三岁，那时也不过十五六七岁，从小到大，不，从小到老照顾了我太多太多。小时候照顾我，中年时照顾我的妻女，老年时照顾我的外孙，小姐对我这数不清的关爱，让人无以言表无以谢恩。
在冬季，家里通常要烧两个炉子。一个是常年用的高炉子，一头是烧柴火的灶，在逢年过节时用来蒸馍蒸菜等；一头是烧石煤的灶，每天做饭炒菜用，饭前，炉子下面掏掏煤渣，炉子上面要用铁簪辊疏下炉子，扎个眼，使火旺一些。饭后炉子上面要上煤，不会的常会弄息炉子，再生火麻烦。在两灶的夹角安放有一个较深的内里上了釉子的陶罐，盛水，以备热水之用。如若忘了添水，会把陶罐烧裂漏水，也是麻烦。到了冬季，还要烧一个地炉子。不同高炉子的是，地炉子只有一个烧石煤的灶，炉平面与地面平，而掏炉渣的口在一米多见方的坑底里，坑用砖砌，坑面用几块木板盖着。烧起来，屋里暖和，且大人小孩围坐在炉边，脚是暖和的。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我大哥大姐相继添了七个孩子，母亲一茬接一茬地带他（她）们，我和我小姐放学后也要招呼他（她）们。忙不过来时，就会把他（她）们丢到地炉坑中，又暖和又安全。那时，他（她）们睡在竹木摇窝时，我常手里拿着翻烂了的家里那几本大本头小说或者课本看，脚蹬着摇窝哄他们睡，要是老不睡，我便囔囔道：“生这些娃儿干啥？”，脚也狠蹬几下。要讲说，这是德性不好，可我也才十来岁十多岁啊。现在他们都大了，有次在大姐家相聚时，我小姐笑着说，你们小时候在摇窝儿，你舅你爹猛蹬过你们。她们便假装恼怒地对我说：“我们都没上大学，是否那时你把我们脑袋蹬笨了？”，我呐呐地说：“小姐，本来他们不知，你这一说，她们不恨我？”。
但，正是这样的生活，成就了我们一大家后来几十年浓浓的亲情！侄女外甥外甥女们敬重我，总让日渐老了的我感到温暖。
十来岁时，我在街上见过批“三家村”*拓*晗**沙的大字报，我见过批“**路线”的大字报，我见过画着戴项链穿旗袍美女而下身为盘蛇的***的漫画大字报……。我年少不懂，“他们咋那坏呢？毛主席要打倒的都是坏蛋吧”。
传来的小报上，武汉的“百万雄师”和“工总”两大造反派的对立、联合，还有“*大麻子”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大名鼎鼎开国上将*再道。这些文革的风暴逐渐吹到偏僻的小县城，高潮时有飞机来县城天空盘旋，撒抛下银片式的传单。我第一次见真飞机，在碧蓝的天空，闪耀着银白的身影。我和大人小孩奔跑着，仰望着蓝天白云下小不点的银色飞机撒下一大片飘落的纷飞的纸片，追着纸片降落的地方，捡起传单，见上面写着最高最新指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文革”的风起云涌在我幼小的脑海里，就是把一些坏当官的打倒。
改革开放后对“文革”有了定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国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的发展成就。我浅显地以为，万物皆有度，权衡须把握。掌握好度，就能避免激烈阶级冲突。远的不说，就说十八九世纪国外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因为剥削阶级让被剥削阶级无法生存，造成绝对贫困，发生血腥冲突。契科夫《苦恼》中：揽人拉车的姚纳和他的小母马，在雪花飘舞天气下，从午饭前待到黄昏也没生意，晚上遇上两个生意，想途说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不幸，却没人听，夜里睡不着，起来给小母马诉说。还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他们要么糊涂地在贫困中生活死去，但如果这是个群体呢？如果他们要爆发出抗争呢？“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依然存在，但调整矛盾让人民能生存和再生存，多是相对贫困，甚至也拥有“现金、房产、股票等资产”了。而我们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中，解决了绝对贫困群体、大规模地脱贫、走向相对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引领互惠互利的全球战略，在推进世界大同中，让中华民族国强民富屹立于东方；解决劳动力就业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向“双百”目标奋斗，这些都是伟大的壮举。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什么叫回归？就像生男生女，自然法则是回归一比一的，以不发生男女比例失调。个子高矮自然法则回归是，高的夫妻生矮的，矮的夫妻生高的，趋于平衡，以不致发生高矮两级大分化，让人类变成两类：巨人和侏儒。不同的社会制度也会有回归趋于优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保持公有制的根基，这么多宏大的工程，这么快发展的速度不都有央企的支撑？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港珠澳大桥通车，据报：在二零一零年初，桥那头六十六岁的老太通过法律却阻止了那头它的开工，以至于多花八十亿元工程款，延误通车近两年。这是美其名曰那个制度下的“民主法治”的“胜利”，其实是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大众利益、整体利益。面对历史，注定是螳臂挡车之瞬间一时行为，是社会短时间的悲哀。面对大桥，不知当年的“老太”被“环保”的活的咋样？有无颜面看一眼宏伟的大桥？她背后的小团体是否在祖国强大，因大桥给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带来繁荣而羞愧？
原来的电影院改成了县农具厂，搬到了北门坡。这个露天电影院门朝黄道街，左侧院墙外有两排高高的泡桐树，在往左是人民广场、中小学。春天有泡桐树的蓝花，秋季有泡桐树的黄果。没有钱买票时就早早地爬上泡桐树坐在树枝丫上看电影，去晚了别的娃子上满了。看《地道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虎胆》……。印象深点的是在电影院门旁小小的票售窗口，踮起脚排队买主席像章、语录胸章，五分钱一毛钱一枚，量少人多很难买到。
一天，在新街儿民办小学门口，款款地迎面走过来一还算高挑的女子，我只知道她在南关住，没结婚。阳光下天气很热，只见她略透亮的淡蓝色的衬衣，有些地方被汗水贴在身上，左胸前别着一枚红底金字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像周总理时常戴的那种。我心砰砰地跳着，但还是冲了上去，一把揪住纪念章扯了下来，迅速地跑过新街，拐进县门街，躲到别人家院子里，生怕她追上来。后来，每每在街上碰到她，我都会躲避开来，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她当时是否认出我这个十来岁的小屁孩儿。但我总也忘不了她刹那间惊秫的表情，那俊秀而又模糊的脸庞和“语录”章下衬衣里鼓胀的乳，那个时代的小城是没有什么“文胸”的。还有那到现在也说不清是羞是疯是无知，产生抢夺东西的行为。
我家斜对面是县政府，县长叫竹彦清，红卫兵要围攻县政府，揪斗竹彦清，但上了年纪的老百姓不答应。老头老太婆们围坐在竹彦清寝室办公室外。为啥？解放初期，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计划，竹县长来了，改为供应四两油。说个后话，四两油的计划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粮油取消计划。好人啊！谁去揪斗，老人们拿起拐棍敲谁，这个骂“你个杂种娃子”，那个骂“你个小鸡巴娃子”：“竹县长给你们油吃到狗肚子去啦？回去，叫你老头打死你”。红卫兵便说他们是保皇派，但又无奈。
“文革”有的片段我还模模糊糊记得一些。
小城的节奏总要比大城市慢几拍，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过后很久，在人委会门口两边搭起了一排木架，作为大字报张贴的专栏。我小，印象在县城就是把当官的都打倒。一天，那宣传栏木架顶上挂着从厕所里捞出的膀臭的猪大肠、猪心肺，黄色粪水顺大字报流下来。老百姓围观着议论着气愤着，说是“我们（城里居民）饭都吃不饱，他们（食品厂头儿）却把这好的东西倒到茅司里”，嚷嚷道要揪斗食品厂走资派“孙胖子”。“孙胖子”是食品厂头儿，就是我小学班上女同学孙雪荣的爸爸。她家就住在人委会左边墙外的院子里，但那天他听到风声，没回家就没揪斗成。食品厂传出话来，说是“坏了才扔茅司里的”。
食品厂在我家后院的城墙下，是个面临上巷子和南关街的大院落，两处大门都是青石条厚木板的，造反派轻易进不去。里面有水有肉有蛋不愁吃喝，闸水管也不行，一闸整条街都没水吃。红卫兵没辙后，就从我家后院的城墙上往下扔“炸弹”，我见过是用粗竹筒装炸药导火线雷管做的。居高临下，只炸的食品仓库瓦片哗拉拉的飞上天，像暴雨点似的撒向我们院的瓦房上，我看着很是兴奋。我小表叔比我大几岁，让我赶紧回家躲着。等造反派走后，我爬上土夯的城墙头，往下一看，只见那食品仓库房顶被炸出几个大洞，露出断了的椽子，但没看见黑咕隆咚的仓库里有无肉啊蛋的。心里莫名的继续有兴奋的感觉。
要说清晰点的是，我那初高中同学，后来在市工商局工作的赵一天，他的父亲被批斗的景象。一天，有那么一串人带着篾编纸糊的圆锥形高帽，上边写着走资派***，名字上用红墨水打着×，胸前脖子上挂着白纸黑字的牌子，字比高帽子上的多点儿。颇像电影三十年代初苏区打土豪的样子，被押着，低着头，耷拉个脸，从南关上坎到县门街口，游街呗。街两边群众看热闹似的，好像他们当官、好像他们坏、好像他们十恶不赦。究竟“这串当官儿”的怎样？可能群众谁也说不清。要说在人民广场那旧戏台子上的批斗会声势浩大，台下边几千号城里人和从周边乡下动员赶来的人，说是开“万人大会”。台上边由穿着没领章的黄军装、带着红布黄漆字红卫兵袖章的从外地赶来的造反派，反犬着走资派的双臂，迫使他们低着头，叫“架飞机”。特别的一幕，忽然有一天，是夏日，县城少有汽车，而此时一辆军车后车厢上站着一个被迫披着黄军大衣的人，被红卫兵拥着游街，从我家门前缓缓开过，汗珠，不，是汗水、虚脱的汗水满头满脸，好像是人武部长，姓吴。我虽小，但还是有些不忍。
母亲担心大哥在单位上犯经济错误，也被批斗，继续嘱咐着“不要贪占公家便宜”。可就这样，那时也有街邻告发我们，说“常吃肉，经常闻到他家炖肉香”，怀疑我哥从供销社搞肉回来。便有街道来问，母亲则答：“我从头都教育他‘不要贪占公家便宜"，我就是做汤时，好放桂皮”。是的，那时我家但凡吃萝卜汤白菜汤豆腐汤里面总也少不了我跑腿儿买的桂皮。
“文革”只是我儿时不懂事的一截模糊经历，即使懂事，一个普通人我也没分辨能力、鉴别能力去评说。正像地球的旋转带着人们，社会发展的洪流裹着我们。
终有一日，我们红小兵冲进了人委会，跑到最里面，也没见到什么当官的，更没有竹彦清。只见青砖白缝黑瓦红檐木梯的二层楼里，有办公桌椅，有棕绳编的床，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床。我们睡的大多是两只板凳铺上木板，再铺上稻谷草，再铺上垫被子。但很多家里也有像样的木床，还配有木踏脚板。像我哥嫂的床就是这样，但也垫着稻谷草。
很多办公室门已被红卫兵造反派司令部贴了交叉封条，我们红小兵战斗队没章子，就有红小兵大娃子头拿个萝卜削一下，蘸点红印泥，在纸上模模糊糊的按了一下，写下**红小兵战斗队，也算封了一间办公室。见着那往日政府里办事的人，便问：“你有罪没”？他便点头哈腰的说；“我有罪有罪，罪该万死”。我们便会释然地闪过身让他走过。有个姓杨的，不知在政府里干啥，过去他上下班，我们在衙门口玩儿常遇见，似乎挺和善的，但不知为什么，一日也看见他站在板凳上，脖子上吊着一小把儿稻谷草、低着头，被批斗。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在县政府又见过他，往事如烟，我们都“忘”了此事。
多少年后，我的一小学女同学问我，“你知道吗？就那次，你姐夫哥跟教工队组成的造反派带着中学生拿着棍子冲进人委会的”，我问“你咋知道？”，答“我也拿棍子进去了”，我想你比我还小一岁，“咋可能？”，她说“跟到哄的，再说，他们要斗我爸爸，我拿着棍子说‘谁敢"”，我不相信。我那姐夫哥是个老实胆小的人，没听他说过。
一个月黑风并不高的夜晚，我那木匠小表叔带着我在后院城墙台上挖着小坑，埋下一个小罐，把全院也就是三家的银项圈手镯戒指之类的放进去，像电影《地雷战》中埋地雷样儿，上面架几根棍盖上木板用土掩盖，做上记号，说怕“破四旧”被没收。我和刘蛮子还有张建成，白天就悄悄钻进过县工会院里用木板围着的棚子里，在堆着抄家没收的“四旧”东西中，提心吊胆地拿过东西。我只拿过似乎是一个六边梯形带状铜器，现在记得好像有小碗大小，两指来宽，外边有浮雕花纹，被我砸了当废铜卖给供销社的土产收购部。别人拿了啥，咋了，我不知道。
这年夏天堵河涨水过后，在南门河“鸭子神儿”，几个会水guai（地方音，拐，义：调皮）娃子，站在黑石包子上跳水，比谁扎迷子（潜水）深，能在水底抓砂石上来，就说明他扎到底了。那个比我高几届姓周的娃子一迷子扎下去，抓一把砂石上来就朝岸上的光着身子的伙伴扔去，那岸上伙伴被打痛，正欲发火，听嘣的一响，看见一个圆白铁片滚落着，有大人看见说是银元。于是，在瞬间的愣怔后，噗噗通通地都下潭里摸银圆去。可能摸得多的是那河里泊船上的“四川浪哥儿”（即：我们城里称在堵河驾船的四川人），他们是大人，水性好，见识广，不会放过这机会的，但没听他们声张捞了多少就走了。
之后谁又发现，在“鸭子神”下游几百米远的船厂外的平缓的河滩上有“宝贝”，因铜钱较多，于是很多小孩都蜂拥到河滩上“刨铜”，我也拿个像“[”的铁抓钉在河滩大小砾石的边上沙窝中刨着，不时听着这孩儿那孩儿嚷着，刨着东西啦。有银的有铜的。我也刨到过铜钱、银手镯上的小铃铛之类。听说是旧社会里的大户人家担心抄家被斗，悄悄在夜里把贵重物品倒河潭里了，可能有被洪水冲掩到下游的这片沙滩。
说起南门坎下的南门河，他可是竹山城里娃子不屈的河。我家下街头，有一土平房院落，住的都是政府部门的人，叫“家属院”，其简陋条件与百姓并无二致。忽然一个夏日，街上传来“鸭子神淹死人了”的风信儿，我也凑热闹地跑去，原来就是我们下边院子的孩儿，比我小一点。捞起后放在沙滩上，那时小城只要这河里发生溺水，见着的人不用招呼都会游过去相救。那母亲瘫坐在孩儿身边前俯后仰哭天喊地，周围围着很多大人小孩，河上数只帆船上站着船工，无不啧啧叹息。抬头看，只见他爸爸站在南门口外的高台上，瘦瘦的高高地戴着墨镜，扎着忖衣，双手背着，脸上一副冷峻的表情。我听说他打过日本鬼子，后来打蒋介石时眼睛也打瞎一只，南下时就留在竹山，在县城整天带墨镜的也就他一人。这天起，我看到了“男人的坚毅”。堵河的夏日，竹山城的娃子都会下河“洗澡”，每年都有“淹死人的”，大人也管不住，小孩们禁的两日又会依然故我。初中时候，我也是历经两次在堵河里差点没爬上岸来才学会的游泳。我不禁想，堵河水啊，你的灵性也在铸就小城后代的灵魂。
那时，也忘了学校停没停课，忘了学的什么。也做过“坏事”，如：自做扯火炮儿。在供销社生资部买火炮，像腕豆瓣大小一颗颗的，一张有百把颗，是山里猎人打猎猎枪打火用的。我把它们剥几颗，看威力大小剥吧，放在三四指宽的报纸上，用母亲纳鞋底的绳子，打个活结，让小圈圈住那火药，线头在两端，紧紧底一卷，用浆糊一糊。再把线绳悄悄地拴在要害人的门上，只等进门的人一推，那扯炮就啪的一声炸开，吓人一跳。像把石灰包放在教室门顶上，老师学生一推，落一身白灰。还有在教室打扫卫生时，往老师家里拿来的浇水的水桶尿尿的。这些坏事我羞于做，刘蛮子张少成他们一伙儿干的多。
我还干过一回，别人也不知道的“坏事”，把自己害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人委会门口，两个门砖柱子上是两盏灯，柱子间是用木方子做的两扇门。门里是用扁铁斜紧固拉着。柱子下边有有一接线孔。我想用铁丝一头搭在电线上，一头搭在门后的扁铁上，谁要一推，电打他。我刚把铁丝搭在灯下露线处，谁知这时电来了，啪的一下冒出蓝火星，我瞬间什么也不知，被打了多远。待明白后，看看周边没人，心里噗噗通通地乱跳着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其实，那时没有想这是在做“坏事”，只是“想法”、只是“新奇”。后来，便记起小孩常挂嘴上说坏小孩儿的“害人不如害己”。虽然没上过什么课文，听老师讲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但老师直白地天天教我们要做好事，不做坏事啊。有时又想，如果人人善良，这世上哪里还有邪恶战争杀戮呢？如果善良面对了恶暴呢？象东郭先生。所以，为人处世还要看时间场合对象。
说干坏事，小嘛，是不分好坏的表现勇敢，可能是男孩的天性，是环境的氛围，我知道我的本性。这一天，斜对门的王定芬抱着孩子又到我家和母亲聊天，她是下边王家大户的幺女，远没几个姐姐精明，甚至外表还显得有点拙笨，俗语说：傻人有傻福，找的男人在乡下食品所负责，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你不知六七十年代的食品所多牛。走后，我见她坐的椅子后掉一钱包，打开看，有几十块钱，还有几十斤粮票，我就给母亲说，可能王姨掉的。母亲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心气儿高善良正派，教育孩子当论古时之“学问”，言传身教正谓孔孟之“解惑”。母亲当即就让我送还去，王姨看后大惊，忙说“难为难为”。对那些钱那些粮票的处理，母亲和我都没有一丝的犹疑。但凡，借了人家的钱粮物，还的时候，母亲都要嘱咐我，让我说“难为难为”，那时不知何意，后来知道也就是“谢谢”的意思，母亲特别讲诚信。
一天晚上，在辕门街酱园门口（县委下边一点），我不知为什么我那会儿在那街边，忽然锣鼓喧天、人群鼎沸、灯火通明，说是庆祝“九大”召开胜利闭幕。自那，文革渐渐平息，一九七零年初春，我糊里糊涂上了初中。
几十年后，我翻看“文革”高潮后的一张老照片，总会想起那“文革时代”。那一年不知谁张罗着，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三个姨凑拢照了唯一一张母亲“全家福式”的武家兄妹照。可能母亲最小吧，和舅舅坐在中间，大姨小姨幺姨坐在两边，母亲搂着她的大孙子，小姨搂着她的大外孙女。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两个小孩右手横在胸前，握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大姨和舅舅不说了，在农村住，不知何故，照相没有我，也没有城里幺姨的比我大一岁的儿。是否只有“爷孙辈儿”才有此殊荣？
舅舅长得比我帅，身材较高，留着八字胡儿，叼着根长长的旱烟袋，有点道风仙骨的样子，不像种地人，但又确实种了一辈子地。大姨住龙王沟，小时候去过两次，一头的银发，很慈祥，总是招呼让我吃洋芋红薯的，生怕我饿到。嘱咐我在山沟玩，不要摘那刺架棚上红泡儿吃，说有毒，那是蛇吃的东西。后来哪年听说过世了，就再也没去过大姨老表家。
小姨最先进城，小姨在兄妹中最为幸福。那时我上小学，路过大街，会到小姨夫家，小姨夫在酱园好像是当经理，有自己的房产。小姨只有一个女儿，比我大姐大一岁，及至大了才知姐夫在乡下区上工作。我去小姨家，常不见他们，也没玩伴儿，只是混吃混喝。我姐夫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到退休，从区干部到县局负责又到银行负责又调市行科室负责，没听说过有啥问题，可见工作之勤勉之谨慎，到老我都敬重他。
我退休后，曾又一次到这个姨表姐家看望她们，表姐夫已年过八十，身体看上去有点儿龙钟，但精神，思维还是条条理理的。我说他：“还象当年当干部的样儿，头脑那么清晰，说话那么沉稳有条理”，他会心地“呵呵”笑起来，也是无愧无悔的一生啊。表姐呢，说起往事，第一次讲：“四姨（即我母亲）那时，可能两三岁吧，要把你给我们，我奶没答应”。我淡淡地“哦”了一声，过去孩儿多了养不活，送人是常事。假如把我给了我小姨，那我的人生后来会是什么样呢？我情愿还是这没送人的一生。
就是我这个小姨，介绍我十五岁的母亲嫁进了城，又把我乡下的幺姨改嫁进了城。七十年代末，母亲又找她姐姐给女婿说，把我小姐从山里的国营矿会计调进了刚恢复正缺业务员的农行。喊幺姨，是因为她是我三个姨中最小的，兄妹就年龄其实我母亲最小，幺姨在城里生活境地自始至终不如我家，但我们家大大小小都常去看她。我进了行（hang），常搀扶着“瞎子妈”，昂首挺胸地走过县门街、来到大街，到她两个姐家，让街邻看见母亲有着她的骄傲。母亲去世后，小姨也随表姐夫的调动搬到市里。就是我当了行长，也没忘常拿点东西，到幺姨她那脏兮兮的居民楼的一间屋坐坐，她活到九十五，几个姐妹哥都早于她好多年过世，如果生活好一些，些许能活到百岁。舅舅哪年去世了，我也没再去那张武沟舅老表家。只听的母亲和小姐姐说，舅母如何如何对舅舅不好。舅的几女儿也嫁进了城，都比我大很多，年轻时我们各奔东西往来的少，老了，舅、姨家几个七八十岁的老表姐们时常念叨我这个“小”表弟。
看到这张老照片，我庆幸我“文革”时尚小，倘若大几岁、十岁、二十岁可能会卷的深一些。在动乱暴风中，我会炼成为什么东西？也感叹现在亲戚家门的生活比之过去是多么的安宁和幸福。
中学开始恢复招生，招生从夏季改为春季，我小学便读了六年半，后来初中又改回秋季招生，我初中又多读半年。
除了小学班主任詹老师，我现在又有了一个初中班主任，叫马慧慧。推算她是师范毕业分到我们学校，个子高高的，早操常穿一套红色运动服和一双白色运动鞋。鼻羽右边的脸颊上有一粒小痣，在红扑扑的脸蛋上平添点别致。头发黑奥扎着马尾刷子，跑起步来甩来甩去，屁股紧绷绷儿的，人说是丰满，其实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气息。
数学第一课，她转到我课桌身旁，给我讲数轴正负数。细想起来，我在读书时一直是其貌不扬，自卑低微，但我不断地记住了她，扶持着我这棵“弱苗”。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体育课。上体育课时，我会躲在别处玩，后来就到操场边的县图书馆去看书。早操我也不大喜欢，总拖在后边，等同学们跑转来。一天，她跑在我身边，面含愠色地说：“你看你这廋小，咋不锻炼呢？”我一时有些羞愧，心一激灵便使劲加快了脚步，撵上了早操跑步的同学们。可惜的是我冥顽不化，没有因激励从此就励志锻炼身体了。直到老，我都不喜欢锻炼身体，在老龄化“养身”朝阳产业的“朝阳”，照进爱“养身”的“夕阳”之地，我还是不跑步，少有走路，更不说爬山，那种花钱的“保健”场所、“保健品”更是不沾。人嘛从化学分子走来，加上一个生化过程伴生一个意识过程，又回归化学分子，不过是氢氦锂铍硼碳氮罢了。
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学校也开始挖防空洞了。就在我们教室前，挖了一个竖井也就是一米的直径，上面架着个提土的手摇木质轱辘。我下去挖过，进去几十米，都是纯黄的黄土，用藤条框装土到竖井那儿吊上，同学上下也是坐藤条框摇上摇下，颇像《地道战》的场景，最诱人的是下去干一天补半斤粮票。挖了多深？回想也不过几十百来米，后来塌没塌？怎样了？没人知道。现在哪个学校哪个家长敢把孩子再那样放下去挖洞？
啥时段忘了，也许是初二吧，工宣队进驻学校了。队长是一女性，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不就是儿时常到我家借椅子带我看电影的嘛，叫朱晓敏，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是个党员，个子矮但很有气质。多少年后我才知，直到她白发苍苍也未婚，怎么未婚呢？也许小城没有合适配得上她的吧。工宣队里还有一个队员，姓洪，就住在我家街上边，拉牛车的认不得字，人倒不坏，也说不上修养素质什么的。 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我饭后到校早，就像其他同学样，躺在课桌上睡午觉，手捧着已翻的破页卷角的《青春之歌》看着。说真的我家就那几本大哥大姐留下的小说，《烈火金刚》《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因为小，翻了好多遍还是看得是事而非朦朦胧胧，但作者杨沫，林道静和余永泽在革命的潮流中是非轮廓、孰爱孰恨我还是记住了一点儿。你一生读了多少书，不一定记得情节人物，或者老了渐渐淡忘，但涓涓滋润也许培养着你的修养和素质。
突然，工宣队老洪来到我桌边，把书收起，因不认字，便问：“看的什么旧书啊？”因为破烂嘛，就肯定是“旧书”。我说：《青春之歌》，便给我拿走了，我很有点心痛，那时我已经有些喜欢看书了。
而后几天，我和几同学到班主任马慧慧的寝室学习提问，偶看见在她的书架上放着我那本《青春之歌》，我要过，但她说：“你还小不能看”。
我觉得她是我的又一个好班主任，她是关爱我的。二十多年后，我在县里当了行长，她那青春饱满的形象和谆谆教人和蔼可亲的样子絮绕着我。终于，在市里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我找见了她，应该没到退休年龄可怎么在家了呢？头上甚至还夹有几丝白发。她努力地想可也没想起我啦，难道后来生活工作有什么变故？我多少有点感到沮丧，放下了带的一点礼品“茶叶”走了，总算了却了我十几岁时，刻下的又一片美好的记忆。
后来高中政治课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那时，全然不懂，个人没有经历历史事件，没有总揽历史事件的高度，没有思想政治水平，便没有自主思维的能力。后来总觉得：无论台上台下的，他们似乎都是好人、能人、杰人，都有意愿让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的途径怎么走？方式什么样？有所异同。因为中国变革发展的路上没有模式，探索中前进所见所思各有千秋，所以才叫“路线斗争”嘛。“物竞天择”、“大浪淘沙”，领袖人物是筛选、淘出来的金子般的人物。就我的认知水平是无法判定历史上一些事件是否的，那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下的经济增长，“两弹一星”的上天，积贫积弱基础上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先进工业的引进，通过一二十年的努力，艰苦创业，高积累的建设，新中国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也是新中国一段发展不可中断的历史。或许没有“文革”那运动形式，新中国发展的还好还快一些吧。
初高中四年半，我不知我学了些什么。我心智和身体长着，但个子始终是班里男生最矮的，智力似乎和个子一样，学习成绩忽好忽坏。
化学老师姓华，叫华千超，是黄冈人，矮个，戴着个近视眼镜。说学化学要从背元素周期表开始。至今，我仍然能熟背氢氦锂铍硼碳氮钾钠钙镁铝磷硫好多个元素，喜欢呀。后来离开银行去开矿，什么金银铜铁铅鋅钼，比重啊熔点啊都还有些帮助。化学老师经常提问我，我也颇为得意。后来听说他调回老家了，那年我带薪在黄冈上电大学金融专业时，了解到他在老家的一个县中学当校长，想去拜见，终未成行。
最让人难忘得是教音乐和英语的老师。音乐谭老师，独身，经常在寝室拉小提琴，长相很有点像画像上的爱因斯坦，头发卷曲，梳的很油光，有音乐家的范儿。回味起来，他拉的曲子都是忧郁的调调儿，是否像英语老师涂老师一样，从大地方而来人不得志？因我大姐夫在中学，老师也大都认识我，我常跑到谭老师寝室，却不是为了学音乐，而是到他那捡空纸烟盒。
他吸烟就是两种：飞马牌和大前门牌，工资高啊，据说六十元一个月。他不但不随手扔掉烟盒，而且空烟盒非常干净完整地码在大纸箱中。这两种烟算是高档烟，而我用它叠成三角板，和小朋友们在地上玩打板游戏，算“高级板”。不说打赢，就是亮出来也能镇住拿“大公鸡、白河、圆球”烟盒叠板的孩儿。说来羞愧，那时我可能是小学五六年级仰或初一了，虽也莫名地喜欢听他的琴声，但我半丝学的想法也没有。高中时也有一两个同学和他学小提琴，而我只是买过口琴和笛子，在家偷吹了一气。在青春年少时没老师没爱好没毅力，也没出现“无师自通”的奇迹，也就一辈子跟音乐或者说跟乐器没有瓜葛了。在我下乡时，听说他找了一老伴，但不久得了皮肤癌早逝，让人扼腕。
看时下年轻父母对孩子成长中的教育，为培育兴趣爱好，课外时间报这班报那班，倾尽了心血。就感叹：中国何愁强大？文明将会更加灿烂！
英语涂老师，听说原是上边搞俄语翻译的，不知怎么了，到了我们学校教起了英语。在他寝室里书架上全是马恩列斯毛主席的俄语版著作。那时，学英语课文往往注上汉语字，老师说这样学发音会不标准，那时谁还顾“标准”呢？逢英语口语考试，我总是把英语音标当汉语拼音低声含糊地咕隆着连读，蒙点音儿，在那年代涂老师也只能无奈作罢。学校刚刚整顿抓下教学，又要批右倾翻案风，又有白卷英雄张铁生、还有黄帅。高中毕业没大学上，就是下乡插队。
话说张铁生当年交白卷，迎合了我学习差，怕考试的心里。哪里知道他是对考试下的不公而感呼？这一举动，给他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灾难，经历了坎坷，也带来财富。网传后来创办企业，又有了成就。
大凡在时代能弄潮的人，不管沉浮，都非常人，或可歌可泣，或可恨可唾。
英语涂老师孩子多，在生第四个时，妻子任老师难产，结果那女孩儿活了。社会传言难产时，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儿？涂老师说保小孩儿。危难时保大人还是小孩，这个话题，街头巷尾及学校人议论起来，也是莫衷一是。我们还小，也没当个事。孩子多，刚出生的又要吃奶粉又要请保姆，经济上可能就有些紧巴。冬日，穿着任老师遗留下的呢大衣，破的地方是他自己用粗针大脚的线缝扯着，遇着上英语课擦黑板上写的英语时，有时就拽着呢袖头擦去。夏日，白忖衣往往被汗渍的泛黄色。我们同学都挺同情他，还有几个女同学到他家学习时，帮着洗洗衣服。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只记得那时学的一句英语：“爱朗朗来夫前安门毛”和“提庆”、“卡木崴的”“哥的茂林”几个单词，再就是还认得26个字母。而他那个大的十来岁男孩，说起英语呱呱的，其水平比我们初高生不知高多少倍。
回想起来，教师教书育人是那样的神圣。我当兵回来，打听过涂老师，让人欣慰的是，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已举家调回湖南，在一家大的国营机械厂搞技术翻译，家里也挺好的，相信他的几个孩子生逢其时。
刘蛮子叫刘勤民，比我高的多，廋，从小都比我成熟，特别调皮，打架倒也不常有，小学擅长用弹弓打树上的鸟，那准头不是吹的。我常跟在他屁股后哄，现在叫“粉丝”。他爸在气象站工作，不大管他，要管就是一顿揍，他妈是粮食局会计，工作不必说，但对他是恨铁不成钢，不好好读书，整天拿着弹弓到处林中打雀雀。
小学时，我常去他家，他妈就会把我按在搪瓷脸盆里给我洗头，说我头上长虱子了，我小我听话啊，她喜欢。虽跟蛮子玩了一些，但没丢了学习，不然，蛮子妈也不会喜欢我。是初二还是高一了，刘蛮子别的课不行，但他不缺聪明劲儿，跟物理老师走的近，我想还是有些偏好和天赋的。他对无线电有浓厚的兴趣，收音机能自己组装五管六管，后来是七管三波段的。受他影响我仅是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个二极管和耳塞，自己用铜线在圆纸筒上绕了个线圈，爬到瓦屋顶又竖起了根蜘蛛网状的天线，按物理课本上画的图，接了个矿石收音机。结果，乱七八糟的尖厉呼啸声从耳塞扎入耳朵，全是外语，且乱台，那时外语台就是“敌台”。因为没钱买调谐器，也没钱买三极管，不能做更好的“收音机”，我的无线电梦苗儿就夭折于此。那时，全班可能没有几人搞这“收音机”。我当兵回到县城，很想去走访刘蛮子的妈妈，以报答儿时对我的爱。可遗憾的是她得肺癌已去世一年，让我唏嘘不已。
高中，我又有了一位男班主任余老师，给我们带语文课，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引人入胜。高高地个子，戴着眼镜，武汉人武汉口音武大毕业，但不大像刚毕业。讲文言文之乎者也:《方腊起义》、《捕蛇者说》、《曹刿论战》……；在学课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时，他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用“汉普”朗诵“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表现出伟人诗的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的豪放风格，让青春的我们共振着对伟人的崇拜。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那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的头上，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家叫了：‘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他昂着头望着教室顶像在大地仰望天空，刚劲的双手臂伸向前上方像迎接暴风雨的来临，我感觉老师的声音一惊一乍的甚是震撼。
在点评同学的作文《足球场上》，捧着写的好的王超的作文，站在讲台上，声情并茂朗诵着：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他朗诵的一会儿像身临足球场内奔跑踢球，一会儿像观众挥手呐喊。
其实，我们学校外的人民广场后来改成了一个足球场，可能是六九年以后我们县下放了不少武汉知青儿的缘故，带来了足球运动。足球场就一圈石灰划得白线和两个大木门框子，一片黑灰场地，同学玩一场下来，浑身灰扑扑的，哪有一颗草啊？但从那时起，我稍微知道了“想象”、“描写”，稍微知道了“诗”、“散文”。一生仿佛看到草就想起了“绿茵”，开始对文学有了一点爱好。看到乌云，就想起那翻卷的大海、暴风雨的背景和闪电般的海燕，受到熏陶，激励起一种意志。知晓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与王超从小学读到高中，后来各自在市里部门工作又有些交集有些往来，一年除夕，忽然又想起他那篇作文，就发了一条短信：“混沌年少恍昨天，唏嘘半百曾书间。卅载忙碌似烟云，唯有情谊勾流连。”
高中其实很快，我仍然廋弱矮小，但男孩生理性的标志似乎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已发生。从那以后，渐渐地有了对异性会有异样的感觉。自此，情啊爱啊思啊愁啊责啊义啊什么的，伴随我几十年的生活，有些被我深深地埋在心底。初中毕业班上合影我没有参加，高中毕业照相我又溜了，我脆弱的心里盛着满满的自卑、反抗。
初中毕业后，母亲说不读了，读了也还是下放，可我还是执意读了高中。寒暑假，我挖电缆沟、挖土方、剪杨树枝条扦插做苗圃……，用挣来的钱缴学费。九十年代我到县招待所院里面的县扶贫办商议扶贫项目和扶贫贷款时，每走到这院子里，就会想起这地下是废煤渣，当年那挖电缆沟可捡了便宜，泡乎乎地好挖啊，一米长五六十公分深，宽也就二三十公分，放的进电缆就行。六角钱挖一米，第一次拿着还在南关的邮电局财务室开的二十来元现金支票，别提多兴奋，拿着它第一次走进了银行柜台。后来食品公司快垮了，搞贷款清收，看到公路边临街下拔地而起的几层楼房，遥想当年小小的身躯在此挖地基用板车出土方，那飞快装土的木板车翻倒，几乎砸了我。邮电局是系统管，也有钱，盖五层新楼房在县城里是最早的，是否初二高一？反正我挑砖上楼颤颤巍巍，五厘钱一块砖，把砖挑上楼，我也一趟只挑得动十块啊。
我不知道是喜是悲，我渴望离开家庭，仅是随波逐流。那心境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若干年后，听着黄梅戏《家》中瑞珏回忆结婚时，“想了很多，哭了很久”，出嫁时对未来的迷茫，结果遇明轩是好人，瑞珏所感唱：“娘身上摘下我绿叶一片，遇春风吹落在你的身边。最怕是被踩碎经霜枯萎，却未料载入了碧水心田”的曲调，而拨动过去我走出家庭对前途的迷茫。在学校设的“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书签字牌上，我始终没有签名。听天由命，又模糊地憧憬未来，不再在家吃闲饭，不靠哥嫂养活了，是我唯一的心愿起点。像一片树叶？像一粒种子？飘落在水中。其实，家里谁都对我好、心疼我，但我渐渐地长大了，现在叫“叛逆”，竟然蹦出些“寄人篱下”的想法，难道父亲死的早，母亲又是家庭妇女？
不论学习成绩的分数，不论学校教育了我多少知识文化，不论“文革”风起云涌的前后，从记事到高中毕业的六、七十年代，在我可塑的青少年时代，至少家庭、学校、社会在我血液里注入了“信仰、国家、民族、正义、英雄、忠诚、自立”这些精神因子。
（待续：五、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