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白衣天使的故事（四）

　　我与白衣天使的故事（四）

　　到了退休的年龄，正是漂泊归根之时，未料却从苏北来到苏南生活。苏南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老年宜居之地，但人地两疏，什么都感到不方便，看病尤感不方便，因为现在普遍看病难，在外地看病就更难；而偏偏这个年龄看病又成为常事。

　　我每晚睡觉都要服安眠药，家中安眠药是常备药。去年春节过后，安眠药快用完，但突然新冠疫情紧张，不能回家乡去开药。爱人说，就先在药店买点舒乐安定吧；舒乐安定对我已没有太大作用，但有总胜无吧。然而，街上药店倒是一家挨着一家，但哪家也不卖舒乐安定，都是价格贵得要命而又毫无作用的中成药。我记得，以前我都是在药店买舒乐安定，方便，不用挂号，每次买一瓶100片，怎么现在没有了呢？药店里人说：“现在规定不许卖了。”也许是真有规定吧，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舒乐安定价低利薄，这恐怕还是主要原因，不是也严禁药店卖大米、洗衣粉、卫生纸、电饭煲，也有许多药不上医保卡吗？但仍然将销售发票换个药名在卖。凡是价格便宜的药，药店里都买不到，医院里也买不到，要想买到那些便宜的药，唯一的办法就是提价使它们不再便宜。

　　于是去附近的一个社区医院，现在不是要求小病去社区医院、以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吗。那个社区医院，名曰医院，其实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医生，只是个诊所；但机构是全的，挂着五、六个牌子：内科、外科、化验室、Ｘ光室、手术治疗室等，全是应付上面检查的，实际什么也没有。安眠药当然也没有，那个医生说：“我们这里没有神经科。”

　　只好再升级去大医院吧。在网上费了好大功夫，才查到一个“疑似”精神病医院，这人“疑似”精神病医院，既不叫精神病医院，也不叫脑科医院，而叫“广济医院”。我按图索骥，一早出发，换了3次公交车，行了近3个小时，下车后问一个行人，行人回身指着一幢大楼说：“就在那里。”可是看那大楼上的字样，却不是“广济医院”，而是一个别的什么医院。我走进去一问，原来“广济医院”已经迁走，这里现在是一所民营医院。问“广济医院”迁到什么地方去了，谁都不知道；我又说“就是市精神病院”，更没人知道。算了，就在这里开点药吧。我找到神经内科，共两个诊室，一个门关着，另一个是专家门诊，括号里还有几个字：中风偏瘫专科门诊。里面有几个半身不遂的人在候诊。我就问问询处护士，别的科室能不能开安眠药？护士说，你去问医生。我就问一个正闲着的心内科的医生，医生说，可以，你去挂号吧。可是到了挂号处，已挂不到号、快下班了。我就到附近饭店吃了午饭，下午又去。挂了号找到上午那个心内科医生，他问我：“你什么情况？”我说：“开点安眠药，‘右佐匹克隆’有没有？”他说没听说过这种药，我写给他看，他在电脑上查了一会说没有。我又说：“‘佐匹克隆’也行。”他又查了一下，说也没有，什么克隆都没有。我又说了两种安眠药，他查了都没有，说只有舒乐安定。“那就舒乐安定吧，”我说，“给我开一百片。”他说：“开不了那么多，一次只能开14片。”我说：“我一次就要吃5片，14片3次都不够。”他说：“我也没办法，规定只能开这么多，电脑上也是这么设定的，想多开也开不了。你可以隔两天来开一次。”我没有开，14片药两元钱，挂号费就是15元，专家门诊36元，来一次还要花一天时间。

　　几天以后，我的安眠药吃完了，那夜晚失眠的滋味，可真不是好受的，大脑兴奋，心情烦躁，在床上辗转反侧，起身、躺下，老是看窗外，窗外的天老是不亮。天亮起床后，我来到较近的一所综合型三甲医院。医院里人山人海，比开“两会”还热闹，现在政府要求人们生二胎，又搞城镇化，做大城市，但又不加大医疗投入，看病难只会越来越难。门诊大厅的荧屏上显示，今天神经内科，是两个专家门诊，没有普通门诊，也许这个医院的神经内科就没有普通门诊。我也就开点药，看什么专家门诊，就挂了一个内分泌科的普通门诊，然后坐下来等叫号。本来以为内分泌科病人会少一点，却也是济济一堂，我已是第46号了。一直等到将近11点钟，荧屏上显示叫我准备，然后叫我进去，到里面一道门又等了十多分钟。进去以后，医生问我哪里不好，我说了来意，但他听后不给我开，说你去重新挂号，看神经内科。我说，也就是开点药，我都等了半天了。他说，这属于特种药，可不能随便开，吃出问题来谁负责任。我说，我吃安眠药已近40年，能出什么问题。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医院里也有规定，不能跨科开药。终于没有开成。我赶紧去挂神经内科的专家号，可是也没有挂成，说要提前一周预约。我又空手而归。那就明天再去精神病院吧，但此时我已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不知去精神病院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做脑电图、心理测试，或者叫我住院，这都不是没有可能，只要不是刀山火海我都得去闯，除此还能有什么办法？走到小区门口，见到有人在取快递，我突然灵机一动，便给家乡平时给我开安眠药的医生和亲戚打电话，三天后收到了从家乡寄来的药。

　　今年春节前，我爱人腿上的一个液性囊肿又鼓了起来，疼痛行走不便。这种囊肿治疗其实也很简单，用一支针筒，将囊肿里的液体抽掉，再打点药水进去消炎即可。但医院不给这样简单治疗，定要开刀，先住院，抽血、照Ｘ光、做心电图和其它各种检查，开刀后还要挂一个星期抗生素，然后才让你出院。无论是抽液还是开刀，以后还长，一般两年治疗一次。以前在家时，都是请一个熟悉的医生抽的，现在到了外地，怎么办？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已没有时间回去，而且今年又要求“就地过年”——现在医生动辄就要病人住院。前年我想拔掉一个蛀牙，叫我住院，我没拔；去年做肠镜，发现一个0。5公分的息肉，过去都是查出以后顺便就拿掉了，现在却叫你住院，再做一次肠镜拿息肉。那做肠镜的滋味又是好受的？我有一个认识的人，患了结肠癌，做过肠镜后发誓：“就是死我也不再做肠镜。”也有无痛肠镜，过去是给领导干部做的，现在只要有钱也能做，但无痛肠镜的价格是普通肠镜的三倍。医院为了经济效益，就让病人吃两遍苦、受二茬罪，付更多的费。

　　我们就又去附近的那个社区医院，医生看后说：“这要去大医院的，我们这里不治这样的病。”我指了指那里面的牌子，说：“你们这里不是有外科吗？”医生说：“我们只有一个治疗室，作一些外伤小处理。”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手术。”我爱人又告诉她抽液的方法，说一个护士就会做。但医生坚持说这要去大医院开刀。我们又来到一个私人诊所，先主动告诉医生抽液治疗的方法，医生听后说：“可以治，但治疗后要挂7到15天水。”我爱人说：“不用，打点消炎药水进去就行了。”医生说：“那不行的，不起作用。”我爱人说：“我已经治疗过许多次，没问题的。要不你给开几天消炎药吧。”医生说：“口服消炎药也不起作用。你到我这里来，就得按我的方法治，这也是对你的健康负责。”我爱人就不能挂水，她以前因被过度使用抗生素，而导致粘膜性肠炎，无药可治，不到万不得已不再使用抗生素。

　　我们只好再去一家大医院，也只是想去碰碰运气，要过年了，或许有哪个医生同意不住院，用抽液的方法治疗呢；如果实在不行，就先忍着吧，等过年后回家去治。来到医院，医院里依然人山人海，已是腊月26，很多单位尤其是公务员们，已不正常上班，而医生们还在忙碌，尽管社会对他们不快活，但他们其实也是很辛苦的。挂了个普外科号，照例坐着等叫号，叫到号后爱人走了进去，但只两、三分钟就出来了。我问：“怎么这么快？”爱人说：“医生说号挂错了，不属普外科，属疼痛科。”我觉得又被踢皮球了，记得有一年在上海一个很大的医院，见到一个患者在门口哭，就是生了这种囊肿，各个科室踢来踢去，谁也不给她看——那就去重新挂号吧，问“问询台”一个护士，护士说：“疼痛科每周一、周五两天门诊，这个周五是年前最后一次门诊，你可以预约挂号。”我们问怎么预约，那个护士将我们带到预约挂号的机器旁，对另一个护士说：“小姐姐，你给她预约一个周五疼痛门诊的号。”她回到“问询台”以后，又出来走到我跟前，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你可以到那边把先挂的号退掉。”这个护士让我感到了温暖，是啊！在经历了严冬寒冷之后，一缕春风，也会让人感到无比温暖。两天以后，我们又去了那家医院，我仍然是不抱什么希望，这明明属于普外科，怎么踢到疼痛科来了呢？今天疼痛科不知又要往哪里踢？爱人进诊室后，我站在门口望着，见一个医生和爱人在交谈，看了看囊肿，然后在电脑上操作起来，我心放了下来，显然这个医生没有往别处踢。一会儿爱人拿着一张处方走出来，我到一楼交费、取药。以前在家请熟人治疗，除药品、医疗费用一百多元外，还要送两包香烟，还欠一个人情。而这里只开了一小瓶药水、一板10粒罗红霉素，再加上治疗费，总共只有83元，连针筒费都没有收。然后15分钟就治疗完毕。爱人说，她感到腿上不知有多轻松，我说，我感到心里不知有多轻松。这个医院是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这位医生名叫朱胡松，原是部队军医，他说明年5月他就退休了。在诊室的墙上，挂着几幅病人送的锦旗，有送给朱胡松的，也有送给其他医生的，还有很多锦旗堆在一边的桌子上。

　　古人云：“公门中好修行。”医疗行业虽不是“公门”，却是“善业”，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医生为什么被称为白衣天使，可以想像，当一个人遇到魔鬼时，惊恐万状，绝望无助，突然一个天使出现了，解救了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感恩心情呢？医生若想行善，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造成现在这种“看病难”的状况，政府要负主要责任。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世界最快的，GDP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但中国的医疗投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却是世界最低的——卫生部曾有一个部长对此解释道：中国的医疗资源利用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比不上美英、西欧发达国家，比不上北欧、中东福利国家，比不上日韩，比不上中国的港台地区，甚至连朝鲜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也比不上，贫穷的朝鲜都能实行全民福利化医疗，我国却在实行医疗行业的产业化。医疗行业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又投入不足，就只有不断提高医疗价格、增加病人医疗费用，一切向钱看，将福利型医院变为商业性医院，有钱就能占有医疗资源，无钱就只有“看病难”。以前，毛泽东称城市医院为“老爷卫生部”，让大批医生到农村去，又在农村搞“赤脚医生”，城里每个企业都有医院或门诊，因此那时尽管医疗条件比较差，但工农群众还不至于“看病难”；而现在一般下岗、退休职工和农民得了病，就只好坚持到不治之时才去医院。政府医疗投入不足造成的“看病难”，又导致医风败坏、“白衣天使”堕落。大约20年前，香港回归以后，大陆廉政部门的官员，赴港学习治理医疗红包的经验，香港廉署官员感到很奇怪，他们还不知道“医疗红包”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医疗资源不足、看病难，不送红包怎么看得了病。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加大力度整治“医疗红包”，但从来也没有制止住，还越来越烈。过去只有开刀送红包，现在看什么病都要送红包；以前消化内科从未见过红包，现在他们上午做胃镜，下午做肠镜，一星期要做几十个，做胃、肠镜也都送红包。据说连医生的父母开刀都要送红包，先收下来，回家再退，这是规矩。曾有一个医生对我说：“我们医生收红包救了病人的命，而那些官员收红包，却在干坏事。”现在整个社会，各行各业，贿赂公行，医生又岂能独善。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牢里没有犯人，床上没有病人，就是幸福”。是的，官司打得你倾家荡产，治病治得你家破人亡，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个观念现在也还没有过时。现在，我们已经圆了千年的脱贫的梦想，什么时候再能解决“看病难”，我们就真正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