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四人帮进行篹党夺权活动的喉舌。当时中国许多爆炸性的文章都出自【人民日报】。可是，【人民日报】的总编鲁英却是一个白肚总编，他在【人民日报】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整整呆了九年的时间。
鲁瑛一九四三年在黄县抗日根据地任乡村教师，同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大学读新闻系。一九四六年任渤海区【渤海日报】记者、组长。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记者、编辑、农村组组长。一九五五年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任记者、消息组副组长，文教组组长，总编办公室副主任、华东新闻部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报社编委、党委委员。一九六六年前，鲁瑛还是个小小的处级干部。
一九六五年，张春桥、姚文元泡制的【评海瑞罢官】虽然发表在【文汇报】上，但怀胎却是在【解放日报】里。这个重型炸弹首先是在【解放日报】里制造出来的。第二天，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的十六开大字排印本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里。这时，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负责人陈歪显、魏文伯、曹狄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而作为【解放日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反而走在他们前面，因为他们没有鲁瑛的历史缘份。
鲁瑛长期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但他对前任社长张春桥、后来又对姚文元服服帖帖，因而也就格外得到青眯。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带领公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泠西的权，成为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夺权单位。
在陈伯达带去的工作组七人之中，其中有鲁瑛，他是由张春桥特别推荐给陈伯达的。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了中央党报的权力位置上。当时，鲁瑛还只是中央文革的勤务员，但重要的是，他进入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全国无数人带来厄运和机遇的千古一劫，彻底改变了鲁瑛的后半生，使他有了也许是辉煌的一笔。
此后，鲁瑛一直在人民日报社中稳坐钓鱼台。这期间，这个最高的宣传机构象走马灯般地换人。一九六七年，新总编唐平铸倒了，八月，王力、关锋倒了。一九六八年，戚本禹倒了。一九七零年，陈伯达又倒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鲁瑛的地位也发生了危机。
当时，人民日报社没有总编，只有一个宣传领导小组，负责人是鲁瑛。鲁瑛经常把一些文理不通的稿子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鲁瑛的业务水平之差人人皆知。他在报社作报告时，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赤裸裸读成赤果果-------使台下笑声连天。
报社的干部群众对鲁瑛的意见很大，都认为他不能当第一把手：“象鲁瑛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
但张春桥、姚文元一定要保他。早在二月，周总理指示要成立一个人民日报社的集体领导班子，鲁瑛却借故有病拖延。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他：“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吗？”无可奈何，这个班子终于成立了。但鲁瑛仍是第一把手。
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人民日报社集体领导班子。张春桥斩钉截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鲁瑛同志要支持。”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总理批评人民日报社：你们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
张春桥针对周总理批林要批左的指示发表讲话：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线，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少奇的错误。
此后，鲁瑛见到【人民日报】送审大样有批左的字样就大笔一挥，全部砍掉。
鉴于报社内批极左还是批极右的尖锐对立，报社负责人之一王若水于十二月五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社要批左的批林方针，并对张春桥讲话要批右，表示了不同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召集张春桥、姚文元，对这场争论作出最后决断：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十二月十九日晚，周总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鲁瑛四人。周总理先作了自我批评，然后说：人民日报社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如果说鲁瑛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
江青、姚文元则指责王若水，支持鲁瑛。会议开到凌晨二时，鲁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鲁瑛被扶了正，成为人民日报社党的核心组长兼总编辑。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遭到批判。王洪文亲自召见鲁瑛，要他从报社派出记者到中央一些部门及外省市，专门收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鲁瑛不敢怠慢，立即召集了记者会，作了具体布署。
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立即赶赴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搜集整理了胡乔木、万里、廖志高、张爱萍、周荣鉴、谭启龙、赵紫阳等领导干部的材料。这些材料登在【情况汇编特刊】上，共载了一百三十多期，在当地掀起了新的动乱。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全国各地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身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与鲁瑛的联系更加频繁了。四月二日，他给鲁瑛打了电话：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因为有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四月三日，他又打电话要鲁瑛注意南京和北京的新情况，派人去天安门看看。对于这些指示，鲁瑛雷利风行，坚决执行。四月八日，经鲁瑛组织编写，姚文元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的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竭尽全力对天安门四、五运动进行了诬陷。
四月十二日，鲁瑛收到他有生以来一封最奇特的信。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背面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信中装有一张四月八日刊有那篇【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的【人民日报】。报纸刊头的“人民”二字被划掉，改为“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是一系列正气凛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四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
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鲁瑛接到信后，并没有震怒，因为他正如信中所说的，是个传声筒。但姚文元看了鲁瑛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却气得脸上都变了形。
九月九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了。四人帮加快了篹党夺权的步伐。姚文元打电话给鲁瑛;：“要强调毛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九月十六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两报一刊社论公布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其实华国锋最清楚：毛主席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也不是临终嘱咐。华国锋发出更改的指示，但被四人帮压着不传达。其实，【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并没有什么实质不同。问题在于谁具有发布毛主席指示的权威性。因此，姚文元仍指令全国各报刊继续转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梁效文章，并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篹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同时，姚文元又改好另一篇更凶狠的文章，批示要求鲁瑛：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耿飙受中央政治局重任，带人控制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正在赶看十月八日大样的鲁瑛也被带进了隔离室。一九七七年，鲁瑛被宣布开除党籍，接受审查。这个“白肚总编”兴风作浪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